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也是理解和破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场域,这种现实驱力将社区治理带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对产生于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理论资源进行移植或套用,要么受制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生态。此次研究将党社关系带回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视野的中心,提出"社会本位"应成为新时期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既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党社互构的交互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上海沪街的社区治理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党社互构关系模式下的双重增能效应,即基层党组织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下,聚焦社区深层需求、培育社区活力、推动社区再组织化,以不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社会化格局。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现代化治理下社区法治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规模日趋扩张的形势下,尽管依法治理已成为各方面的广泛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制约社区法治化发展的诸多障碍,亟待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选择为切入,理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晰不同主体之具体职责,依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社区自身建设加强、居民参与意识养成,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的生成及其治理

互联网时代,既有现实生活的社会思潮不断谋求网络空间的出场和传播,也存在网络空间中多元意见表达、特殊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念嬗变形成的新型社会思潮,这使得社会思潮的生成及治理成为一个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从整体上看,互联网在传播效能、主体性、宏观环境等三个层面上深刻影响着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思潮的生成而言,网络信息成为重要养分、网络舆情成为重要契机、网络媒介成为重要载体、网络空间成为重要场域。面对社会思想领域的相互激荡、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和改进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的治理,在网络信息监管、网络舆情处置、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项目管理与设计: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视野和新路径

进入21世纪,绿色社区成为现代化城市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所期望实现的真实图景。绿色社区理念宣扬的社区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保护将促进社区环境公共福利的生成,进而有利地改善整体社区居民的生存条件与生活质量。而在这一过程中,环保社区社会组织是将绿色社区理念转化为社区环境公共福利的主要行动,它以保护社区公共环境、促进社区生态建设与发展为主旨,以非营利的方式组织与联合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绿色社区建设。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环保社区社会组织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在政府支配型模式下工作。环保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存在资源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导致其组织游离于公共服务体系外,容易产生"组织外形化",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与社会功能。通过引入项目管理理念与方式探求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的理性发展路径,从而实现突破其发展之困境。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

基层社会矛盾运动构成了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一个相对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宁波市从"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扩展和优化、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而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二次分工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丰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宁波市的创新实践产生了社会管理互动性、服务性、专业性和社会自主性水平的提高等效应。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兼论以自然村为新农村建设基本单位的合理性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绩效。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丰富的社会资本是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就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自然村与行政村社区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蕴涵着不同存量的社会资本。自然村是在长期自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丰富的信任、网络与规范,相对于依靠行政力量划分的行政村而言,蕴含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所以,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以自然村为新农村行动建设基本单位,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具有能够更好地提高新农村建设绩效和实践的可行性。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部碎片化的表现形式与原因分析——以贵州F社区为例

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后续建设中,将安置社区建设成一个社区共同体并以此重构搬迁人口的社会空间是一种主流思路。普通城市社区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历史和经验表明,社区内部碎片化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共同体构建。在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也存在社区内部碎片化问题,具体表现为搬迁人口之间的社会信任碎片化、社区认同碎片化以及社区治理过程碎片化。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部碎片化问题的产生与社区内部生计资源不足、搬迁人口面临紧迫的生计问题高度相关。妥善解决搬迁人口的生计问题是将安置社区建设成为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先决条件,也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内部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存在着多重耦合性,具体体现在两者的价值一致性与结构同质性上。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挑战有: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错位""越位"导致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尚未实现有效整合;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尚未同步;社区个体原子化现象凸显与社区价值引领能力不足。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需以整体性视野和结构化思维构建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凝练社区价值,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加强思想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以此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复合型社会主体的实践基础和路径展望——基于对杭州新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创新，复合型社会主体的形成并运行，既是对传统治理结构困境的突破，也是对于转型期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回应。复合型社会主体主要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区治理、行业联盟、生态保护等“复合性”事业领域发挥作用，基于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契约信用和复合联动而建构并运行。当前，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复合型社会主体建设作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意义。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结构再造与过程民主: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群英断是非”工作法的分析北大核心

城市社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社区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的发挥。社区治理重在推动上下层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内部活力秩序的形成,其治理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成效受治理结构的支配。与此同时,行动者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具体体验形塑着社区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基本规则及其作用机制,而治理过程连接并展演着结构与行动。以湖南岳阳“群英断是非”工作法为研究案例,利用结构化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要素和行动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加以分析,尝试提出“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社区治理的民主过程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委统一领导、法律法规支撑、伦理道德激励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外在条件,而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多元协同机制、社会资本则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条件,两者在互动过程中推动着社区居民身份重塑、治理规则重构和治理资源重置。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实现依赖于高质量党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协同共治的机制、优秀的社区公共文化、深厚的社会资本,这些要素分别建构了社区有效治理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关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群英会”,为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新时代政治势能的下沉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新生态

文章讨论新时代2012年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势能下沉所依赖的条件逐步成形,执政党试图在社区治理的各个议程与具体程序中体现其意图和作用的趋势愈发明显。一方面加速了"党社一体"的进程,降低了社区制度环境的复杂性,激励了基层政府积极的治理创新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了基层压力体制的传导效应,加重了基层负担,进一步发展了形式理性为主的治理形态。这表明当前社区治理创新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与工具主义基础上,而非得益于社区制度与治理结构的转型。政治势能的下沉体现了新时期政党与社区关系的转变:社区正成为执政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维持时间和空间主体地位的关键方式;同时,社区要成为"社区",也只能凭着政治的资格,而不是凭着社会的资格。通过党的领导的在场,社区才能进入叙述结构表达其自身。政党和社区关系正成为理解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关系。     

创新驱动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再提升

社区作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存在场域,既是各种社会资源的聚集地,也是各种利益矛盾交织的场所,社区治理成为目前中国社会迫切关注的议题。作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推动社区治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沈阳市主动适应社区治理发展要求。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