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带来了国内立法完善问题.该公约关于洗钱罪的规定与我国《刑法》规定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以及犯罪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必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完善洗钱罪立法,使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与之协调一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国内控烟立法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差距

上面的专家已经说了《公约》履约问题，我从具体规定层面看看到底有哪些差距，有三个层次的内容。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特殊侦查手段立法

特殊侦查手段在实践办案中被经常使用,但因缺乏法律依据,使得特殊侦查措施往往存在诸多问题。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允许使用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巴勒莫公约视角下的我国涉黑犯罪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黑犯罪的法条作了修订,不仅提高了法定刑,而且增设了财产刑。我国刑法涉黑犯罪的规定与巴勒莫公约的规定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但也存在差异,主要是公约规定的故意“促使”实施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行为之惩处以及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对“提供实质性配合者”考虑给予“减轻处罚”或“免予起诉”的可能性的问题,在我国邢法中尚未体现,因而还有完善之空间。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比较

中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行贿方式、行贿罪的目的要件等的规定上具有契合性,在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贿赂的内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的规定等问题上具有差异性。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伴随着新中国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这一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正推动着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但这一体系仍然存在主体概念不清，打击范围有限，定罪量刑机制机械等七方面不足，应逐步修订完善.     

论我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问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和构成要件,以便更为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国际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控制商业贿赂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法治措施。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推进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也是我国推进反商业贿赂领域法治的重要措施。作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治,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开展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必然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开展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建设,将有力促进反商业贿赂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论地方立法效益提高之路径

文章对影响地方立法效益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地方立法效益的几种可取途径:转变地方立法理念、降低地方立法成本、促进地方立法与地方法规实施的协调。     

运用多元立法共治思维解决我国儿童拐卖问题

近年来,我国儿童拐卖问题已经呈现出案件数量的上升和案件性质恶劣的不良趋势,对社会公法秩序、家庭和谐、儿童身心健康等法益造成了严重损害。鉴于立法者认识到买方市场在儿童拐卖中起到的变相鼓励作用,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第241条中将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由原刑法的有条件免责修改为有条件减轻刑责,意味着刑法开始采取收买被拐卖儿童入刑的态度来遏制儿童拐卖。这种考虑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儿童拐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纯依靠刑法来打击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另外刑法实务界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入刑也并不完全赞同,导致新刑法的条款被冷落。实行多元立法共治不仅符合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能够通过不同部门法之间的立法协调的良性互动弥补目前强调单一刑法惩治的缺陷,但是要通过克服刑事立法的情绪化、完善民法监护责任、重新调整收养条件等解决现实存在的困境。     

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途径和措施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全面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教育方式科学化,制度设计科学化,监督体系科学化,惩治机制科学化"四位一体"的思路和对策,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工作的不断深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完善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思考

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各有其不足,应在二者基础上,充分考虑医患双方及社会整体利益,大胆探讨,合理取舍,构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能实现普遍社会公正的医疗损害赔偿标准。     

刍议欧盟转基因立法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转基因产品(GMOS)是运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的基因改良生物及其加工产品.转基因生物的面世饱受争议.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观点不一,各有褒贬,其中尤以美国和欧盟最为典型.欧盟各国是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加工产品有着严格规制和管理的地区,从生产的诸多环节对转基因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规范管理,对欧盟这些指令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     

完善我国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制度

实施十多年的<国家赔偿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其中,由于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仅仅能依据<国家赔偿法>获得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却得不到丝毫的抚慰,这使得<国家赔偿法>的处境甚为尴尬.2008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修改议程,其中关于增加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内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在<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中有所体现.     

加拿大证据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是诉讼的重点.为此,加拿大等法律发达国家不仅有专门的证据立法,还建立起完善的证据法体系.而我国受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影响,至今还未制定专门的证据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立法状况和传统习惯等情况下,注重科技发展对证据立法的重大影响,有选择地借鉴加拿大等法律发达国家的证据立法经验,尽早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法.     

台湾地区"仲裁法"的最新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1998年颁布实施的台湾<仲裁法>,以"国际化与自由化"为主导原则对原有的<商务仲裁条例>作了大幅度修改.该法在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上具有先进性,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