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程序正义

宗教和法律密切相关,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圣经》中也包涵着大量的法律思想,特别是《圣经》中的程序正义观念对于法律体系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宗教与法律是维系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西方法律在其思想,制度及其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中世纪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性质,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而它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离婚问题的法律引导

一、从婚姻的属性看法律对离婚问题的引导 在有关婚姻关系性质的问题上，总是围绕着契约论来展开辩论。契约论是西方学者在反对基督教婚姻神化理论的斗争中产生的，反映了当时的人文思潮。康德认为，配偶双方是“为了终身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而产生的结合体”①。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１７９１年宪法，明确地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但黑格尔认为“把婚姻理解为仅仅是民事契约这种在康德那里也能看得到的观点，同样是粗鲁的，因为根据这种观点，双方彼此任意地以个人为定约对象，婚姻也就降格为按契约而相互利用的形式”，他说“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     

论曹禺对宗教的矛盾心态

曹禺的宗教活动、宗教情感及其剧作文本里的宗教意蕴，存在着一方面迷醉宗教，一方面又怀疑乃至否定宗教的矛盾。论文对矛盾的特质和生成缘由作了具体剖析，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宗教心理特质的折射，又是与曹禺的深层心理动因———排拒佛教而与基督教发生共鸣———相联系的，具体表现在“负罪”意识、现世情结、“末日”感受三个方面。但是，曹禺毕竟没有把宗教，即便是基督教作为其心灵的栖息之地。     

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基督教关系新论

本对洪秀全早期反清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基督教影响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即不是基督教唤起了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也不是洪秀全自觉地利用基督教发动农民革命，更不可能洪秀全有一段“纯粹的宗教家”的思想历程，基督教对早年洪秀全的影响与作用，只是这位欲举大事而又十分迷信的农民革命领袖提供了极其需要的，新的“君权神授 ”的内容与依据，有力地促进了他的农民革命思想体系的成熟与定型。     

苏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末基督教（新教）在江苏北部地区农村取得了迅速地发展,目前它已成为苏北地区五大宗教之一。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包括：基督教在此地区有历史基础;政策的开放和民众观念的开放;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基督教在农村有其发展的心理土壤。在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应当加以注意并采取一些必要的对策     

当代中国离婚率研究

一、基本情况 身份法包括离婚法是受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领域。而在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中，不同国家的婚姻观念和制度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中国现行离婚制度既有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弘扬，也有随着时代进步的不断改革与更新。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重祖宗而不重“上帝”，重宗法信条而不重宗教信条。在传统理念中。婚姻是一种普通的民事关系．离婚是一种正常的婚姻行为。以世俗的眼光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作为评判婚姻质量的标准。作为婚姻关系取舍的根据。这就形成了与欧洲中世纪寺院法之下“禁止离婚主义”完全不同的“许可离婚主义”，它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不会理的婚姻关系理应解除”的准则。     

世界性宗教寺院习惯法初探

<正>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普通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漫长的时代和广大的地域之内,它都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宗教对世界各国的昨天和今天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寺院习惯法对人们生活的规范方面。研究、探讨基督教习惯法、伊斯兰教习惯法、婆罗门教习惯法的内容和影响,对于认识中国宗教寺院习惯法无疑是有作用的。一、基督教寺院习惯法基督寺院习惯法在西方称为“寺院法”,我国普遍称为“教会法”(但通常仅指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法)。它是由基督教当局为基督教会的组织和管理制定的一套行为标准和准则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成文形式。     

西方法律中的宗教性因素及其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本文首先从《摩西十诫》和《圣经》等西方宗教经典来论述早期宗教思想、律法对后世法律发展的影响,进而论及基督教及其教会产生以来,其制度和教义对西方法律产生的影响,逐本溯源,从而认清西方法律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目的在于使我们在借鉴与引进西方法律的同时,理解与认识到东西方法律在形而上层面上的差异,不致邯郸学步,抑或削足适履。     

法治中国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十大问题

学术界曾经热议的“宗教生态失衡”现象，是当代中国宗教的主要问题之一。表面上，这一问题源自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它实际上却是宗教信仰方式以及神人关系与社会结构间彼此互动机制的差异造成的。正是这些差异影响到了不同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不同信仰行动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同宗教的发展程度。以往学界基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概念之争、集中在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强弱大小之间宗教生态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掩盖了中国宗教信仰方式的社会本质。以法治化的处理方式来平衡或协调不同宗教间的互动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古代东方的宗教与法律

古代东方是佛教、道教、希伯来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的发源地,随着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对古代东方的法律也产生了影响,这里仅以当时的楔形文字法、希伯来法、印度法、伊斯兰法、俄罗斯法和中国法等几种主要类型的法为例,探研它们间的关系。 在古代东方宗教对每种法都产生过影响,只是程度的大小不一而已。     

基督教会对世俗婚姻的规定及其限制

婚姻是一种制度,是一种为社会观念所接受,为法律所认可的两性结合。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建立在教义基础上的宗教法构成另一种独立的法律系统。因此,研究西欧中世纪的婚姻形态必须首先了解当时的基督教婚姻观。     

与其回避,不如坦率地谈

在同性恋问题依旧边缘着的时候探讨更高层次的同性婚姻,颇有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只是放眼世界,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世界和部分非洲国家,有的已经完成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工作,有的正走在通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道路上.按此背景来看,前瞻性地探讨一下同性婚姻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

此文从制度的层面， 对婚姻和性这一对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作出法理学意义上的分析。作者把婚姻看成一种制度性的文化， 它与性的冲突、和谐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都是在这种制度框架中展开的， 从而为正确认识婚姻的功能、局限， 婚姻与性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 作者试图找到婚姻与法律的制度共通性， 认为我们应对制度化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调整领域、范围等持一定客观、积极而又富于建设性的态度     

《古兰经》：伊斯兰教立法的渊源

现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七世纪。与犹太教、基督教以《圣经》为经典一样，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最高经典。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以及宗教制度通过《古兰经》得以固定下来。它也是伊斯兰教立法的第一渊源。     

论中世纪英国教会的婚姻家庭法

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逐渐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法律领域便是一种所谓教会法的问世,由此反映出基督教会对于当时世俗生活的积极引导抑或干预。其中,教会的婚姻家庭法构成了教会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英国的基督教化的历史始于公元597年。从此,英国与这一宗教即结下了不解之缘。英国统一的教会组织体系建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但是,自征服者威廉一世禁止百户区法院受理宗教案件后,英国才出现独立的教会法院并开始了对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积极干预。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国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各种宗教源远流长,有漫长的历史沿革。除道教,民间宗教等本土宗教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也都先后在华夏大地上安家落户,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适者生存“金律”的制约,在民族化、本地化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宪政的宗教之维

托克维尔认为宪政必须以宗教为前提。但那些对宪政确立有奠基之功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对基督教并不看好。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宗教如果对宪政至为重要,那么公认的支持宪政的思想家为何却轻视宗教?合理的解释应是:宪政与宗教之关系仍在途中。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

<正> 法理学家常常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法作为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宗教是否有着联系?如果有联系,二者是何种联系?几位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讲,他们都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韦伯将新教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认为理性化的新教是近代资本主义法治的基础。伯尔曼则考察了教会、教会法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影响,并指出了基督教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西方传统中法宗教学的兴起

在西方，有一个别具一格的法律传统，它扎根于古代的以色列、希腊和罗马文明，由基督教滋养了将近两千年，然后又从启蒙运动汲取营养超过两个世纪。这一法律传统，在4世纪到6世纪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16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因西方宗教传统的重大转变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转型，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时期，西方法律传统的确切样式和均势都部分取决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每当西方宗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官员、符号和方法发生变化时，西方法律传统的样式和均势也会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