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威认知与警察询问研究综述

国外最近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 ,警察的权威身份会增加儿童证人、被害人在接受警察询问中被误导的可能。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相当缺乏 ,需要对国外理论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概括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研究方向。     

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确定和程序设计

我国应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称之为警察证人。警察出庭作证并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其程序应包括:申请警察证人出庭作证程序;通知(强制)警察出庭作证程序;查明到庭警察证人身份程序;法庭向警察证人交代权利义务程序;警察证人宣誓程序;警察证人作证程序;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法庭补充询问程序;警察退庭程序。     

浅谈警察行使传唤询问权的法律问题

传唤和询问是法律赋予警察在办理各类案事件过程中的权力。接受传唤和询问是公民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但是,在警察执行职务过程中,拒绝接受警察传唤和询问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这不仅使警察的正常执法活动受到极大的干扰,而且削弱了法律的强制力和严肃性。这种现象的产生和普遍存在,既有执法环境方面的问题,也有警察自身的问题。     

警察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

警察出庭作证是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重要环节。警察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而且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但由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上应有一定的限制。     

论未成年人民事诉讼制度

由于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诉讼行为能力,因此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其所有诉讼行为,包括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定代理人来实现,因此诉讼代理人的人选实际上是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来决定。但由于我国对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确定方式相对简单、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利益表达渠道的过度垄断、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法律援助较为薄弱,这就迫切需要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更好地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     

提升符合时代要求的警察执法公信力——浅析社会环境对警察执法公信力的影响

加强警察执法公信力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巩固公安机关法定地位,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当前影响警察执法公信力的既有警察队伍内部因素,也有诸如法治不健全、社会期待过高、媒体舆论不良炒作等原因。加强警察执法公信力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下,树立正确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保障警察权益、树立良好形象,切实提...     

法定代理人担任辩护人的几点思考

法定代理人担任辩护人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法定代理人的资格审查及应如何管理监督；其二，法定代理人担任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派员在场；其三，法定代理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如何设定，次数如何限制     

中国当代警察身份认同问题探析——体制、文化、社会环境视角

在当代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断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不断解构,新的价值理念尚未完善建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警察在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中面临冲突、矛盾和困惑。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出中国当代警察身份冲突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警察是什么;"犯罪终结者"和"社会工作者";"危机化解者"和"旁观自保者";"执法权威"和"弱势草根"并从社会环境、体制、文化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及司法应对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应对建议。     

论行政权力在物权领域中的影响及其规制

物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私权,在现代国家无不受到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导致了行政权力涉足物权领域,而行政权在物权领域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行政权被滥用,侵犯物权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地抑制行政权的负面效应,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必须通过多种控制手段对其进行全面而有效的合理规制。     

略论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判断标准

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道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立足于交通秩序的整体状态,而刑事司法部门则重点立足于因果关系,这两种判断标准的不同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因而应将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标准统一起来,采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判断标准。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刑事政策研究——以广西宾阳县为实证分析

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学校德育工作缺失、社会环境不良影响等因素,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呈上升态势较快,并随之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行为的发生和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广西宾阳县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检察机关犯罪统计数据为参照样本,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现状和特点,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措施及相关刑事法律政策,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相关情况,可以找到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及预防机制的解决方法。     

转型期我国的行政领导权威形态分析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确立了法理型行政领导权威的主导形态地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导致行政领导实践中形成了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并存的复杂格局。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 ,这种格局将发生跟进式演变 ,法理型权威必将成为主导趋势     

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理想化研究述评

儿童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有许多特征,而理想化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理想化指儿童正面看待、评价政治权威。儿童总体上理想化地看待各种权威,但因时代和国家、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儿童理想化特征的形成既有儿童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儿童的理想化对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制度提供了发散性的支持。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专利权期限限制的比较研究

专利权是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的一种独占权,是国家对发明人作出发明创造并公诸于众的回报,这种独占权排除的是所有其他人和单位。但专利保护超过了“度”的限制,所损害的就是整个公众的利益。因此法律必须确保这种独占权的授予是价有所值的,确保专利权的行使不致于损害公众的合法利益。各国法律不同程度的对专利权作了限制,以期在权利与制约间寻求平衡。     

论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建构途径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宪法权威存在于三个层面：法律文本上的权威和公民意识中的权威和社会实践中的权威。我国存在着宪法权威缺失的情况。建构宪法的权威，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当事人主义:“转型论”信条批判分析

“转型论”界定当事人主义的标准与其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也归为当事人主义的观点相冲突。其主张实际是准极端当事人主义。它不当援用了“法治三阶段说”,忽略了普通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强职权主义成分,将法官职权介入大致对应于法官不中立。当事人主义不能“独占”其接受的结论,对其他重大问题的处理也不能提供帮助,家事案件的审理应采职权主义,这些都表明当事人主义不具有“顶层”地位。转型论要求对当事人主义的“绝对”服从近似于演绎论,排斥多角度的理性考量和论证。它对于当事人意志的尊重可能会流于形式,且已严重削弱释明制度,并可能对法官的事实认定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