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恶意取款案的一个理论解读：定罪量刑模式视角

模式，原本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笔者把定罪量刑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样式称为定罪量刑模式。定罪量刑模式关注的是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定罪量刑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定罪量刑模式可以分为两类：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和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本文对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分析便是建立在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与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的分类基础之上。     

许霆恶意取款案的一个理论解读:定罪量刑模式视角

一、引言 模式,原本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笔者把定罪量刑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样式称为定罪量刑模式.①定罪量刑模式关注的是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定罪量刑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定罪量刑模式可以分为两类: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和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本文对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分析便是建立在定罪量刑法理学模式与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的分类基础之上.     

“民愤”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2003年有三宗刑事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清华学子刘海洋伤熊案、专家徐建平杀妻案、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这三起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引起民众的公愤,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为社会舆论热烈讨论。由此,一个问题被提出:刘涌的死刑是否是“舆论杀人”?也就是说,民愤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审判结果?刑事审判到底应不应该顺应民意,以平民愤?这确实是司法实践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所谓民愤,是指“民众对有罪恶的人的憎恨”(新华词典),因此它是与案件无涉的社会民众的愤慨,而不是当事人亲友或某一特定群体的愤怒。民愤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是量刑的酌定情节…     

论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

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该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定罪量刑的过程及其表现出的样式就是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并基本被实证研究所证实。由于同性质的具体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同或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法官受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由此而生。实现公正定罪量刑的关键在于避免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的正当性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可行性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制度条件，而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审理的主要环节，将定罪与量刑活动相对分离。在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应当注意处理好量刑建议与量刑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量刑与刑的量化——兼论"电脑量刑"

量刑问题长期以来被学术及司法界所忽略.理论上,我国刑事法没有对量刑问题做细致的规定,而实践中,法院将量刑问题并入定罪的审理程序中一并考量,加上各地法院作法各异,造成量刑不透明和巨大的差异性.有人主张为了统一量刑采用电脑软件程式化量刑诸因素.本文提出量刑并非刑的量化,不应该仅仅以如何具体化刑期为中心.量刑实际反映社会对犯罪人最终评价的动态过程,理应考虑更多因素,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独立出来.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论量刑程序的协同性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我们较为注重定罪部分,相对而言,则没有如定罪部分那样重视量刑;我们也较为注重定罪程序的构建,相对而言,则忽视量刑程序的重要性。事实上,定罪与量刑问题对于刑事诉讼而言都至关重要,在制度构建和司法实践中应当统筹兼顾,而且在当前注重定罪及其程序的     

论定罪与量刑的相互作用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定罪决定着量刑。但是,另一方面,量刑也会对定罪发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讲,量刑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定罪。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定罪与量刑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

现行刑法理论中定罪与量刑的关系被扭曲了,刑法理论把准确定罪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机关把大量精力耗费于准确判断罪名,定罪决定量刑、量刑不可能影响罪名成为刑法公理。但是,判断罪名意义上的定罪,并非刑法的目的;对被告人和社会最有意义的是量刑,判断罪名只是为公正量刑服务的;因此,如果常规判断的罪名会使量刑失当,就可以为了公正量刑而适度变换罪名。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

量刑制度的外观为刑罚裁量与体系化构成 ,包括缓刑制度、死刑缓期执行、再犯和特别减轻制度 ;量刑制度具有规范、限制、整合、贯彻功能 ;运行量刑制度需要考虑运行环境和权力介入、媒体舆论、法官好恶、治安形势等相关影响因素 ;量刑制度存在两个基本走向 ,即综合化与精确化。量刑制度改革宜从总体目标、制度完善并结合刑事诉讼改革三方面同步进行     

民愤对刑事司法的渗透及其矫正

民愤对刑事司法的渗透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重大问题。刑事司法领域所探讨的民愤，是指一定数量的民众对影响其利益的国家刑事司法活动在诉讼外施加压力，并试图影响司法活动进程和结果的各种集体行为。由于民愤主体的不确定性，引发民愤的原因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民愤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但其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对民愤应客观评价。我国存在孕育民愤的土壤，民愤对我国刑事司法从程序到实体。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再到判决执行都产生着深刻影响。由此也带来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要正确看待，并予以矫正。     

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

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赵廷光定罪是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认定的活动。其基本特征是：定罪的主体是一定的司法机关：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的根据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定罪的内容是确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     

身份犯理论研究的新开拓——评杜国强博士《身份犯研究》

在刑法的视野中,身份不仅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是影响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国家职能的实现与公民人权的保障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后,身份在刑法中的重要性愈显突出,与身份相关在定罪、量刑方面出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司法机关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感到束手无策.     

论量刑程序独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中心任务之一,定罪是为其服务的,两者都是刑事审判中的两大基本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在"重定罪,轻量刑"思想影响下,忽视量刑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量刑问题的关注仅集中于实体法领域,没有将其纳入程序法的轨道。司法公正没有一个良好的程序制约,没有程序保障各类诉讼主体的有效参与,量刑只会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可能性加大,正是我国量刑实践的窘境和程序正义的理念深入,促使我对量刑程序独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探究,以求循序渐进,探索适合我国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     

量刑公正的诉讼保障机制

刑罚的裁量 ,在中国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人裁量 ,适用刑罚的一种司法活动。定罪与量刑可以说是人民法院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大基础内容。实现定罪的准确性和量刑的合理性 ,是现代法制社会对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项基本要求。量刑公正的诉讼保障机制殊为重要     

浅议量刑建议制度视角下的控辩审关系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量刑是定罪的天然延伸，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对于当事人来说，对刑罚裁量结果的关注有时甚至超过了罪名的认定。长期以来，定罪的准确性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而对量刑却一般看作是法官在法定幅度内自由裁量的事项。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听到有当事人抱怨，相似的案情。类似的情节，在量刑上的差别却较大。     

论我国的量刑证据

我国存在着定罪与量刑不分的传统,量刑公正常常被误认为只是实体公正的问题,证据规则相当大程度上也以定罪证据为中心。随着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对于保障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乃至程序的公正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