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野下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含有特定的目的追求,法律目的在法律制度的生命周期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我国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行政诉讼得区分为主观的抗告诉讼、客观的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等具体类型,行政诉讼的目的也需要依据不同的诉讼类型分别论定.主观抗告诉讼的目的旨在救济权利,客观抗告诉讼的目的仅为监督行政,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就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类型而言,是以主观的抗告诉讼为核心,以客观的抗告诉讼为例外.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以救济权利为主,以监督行政为辅,但并不具有解决纠纷的目的.进而,强调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目的,不仅有助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走出传统困境,而且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合理设计,对于解决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实践中面临的滥用诉权这一突出问题,都具有重要助益.     

行政诉讼中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行政诉讼中对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救济,虽然在修改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应司法解释中都有涉及,但是无论在实体还是在程序方面,均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不仅给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成为许多行政案件案结事未了,甚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信访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诉讼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权利救济制度体系,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应当赋予其上诉权;没有申请参加诉讼,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案件,二审法院并非一律发回重审;应赋予被遗漏的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应当赋予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管辖异议权;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在终审前都可以参与诉讼程序;参照原被告举证责任完善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制度;强化行政诉讼生效裁判执行中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权利保障。     

从性质看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定位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是立法者根据对行政诉讼性质的认识和客观的现实需要,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主观上期望该部法律在将来的实施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主观性与预见性、多元性与层次性、选择性与实现性的特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之立法目的规定一方面偏离行政诉讼的性质,另一方面多元目的之间没有主次之分.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立法目的选择,行政诉讼的实施条件制约立法目的.在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性质,客观判断我们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应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定位为以救济权利为主之多元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类型化初探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趋势之一,行政诉讼类型有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本文指出鉴于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单一,难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应当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之现状述评与类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经过了2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一批行政法学者的关注下,行政诉讼类型化得到一定的重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优点是可以拓宽行政审判的强度,也可以扩大当事人的诉权①。由于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对类型进行分类,引发的后果就是很多行政诉讼纠纷无法纳入解决的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审查标准的构建

理清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全面审查等问题，是正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前提。两大法系代表国家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形成多来自司法实践，并且具有过程性和类型化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以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审查标准的构建为路径，明晰基本概念的内涵，注重标准内部的逻辑自洽，对于增强行政审判的可操作性，倒逼行政程序法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行政诉讼的结构问题研究

本文简单论述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价值构成以及行政诉讼结构的特点,分析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结构存在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实际诉讼能力不均衡、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及其保障不足、行政审判权的优势不够突出等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司法体制、完善行政审判人员制度、强化和扩展行政审判权能等完善措施。     

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

我国现存法律并未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重点论述该制度在我国存续的必要性和法理价值。并且适度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在该制度上的合理之处,提出符合我国现状的模式,即"明定主义"。同时,本文主张以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化区分的主导型标准,以诉讼标的和行政争议的性质作为辅助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

我国现存法律并未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重点论述该制度在我国存续的必要性和法理价值。并且适度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在该制度上的合理之处，提出符合我国现状的模式，即“明定主义”。同时，本文主张以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化区分的主导型标准，以诉讼标的和行政争议的性质作为辅助标准。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传统理论认为和解制度不适用行政诉讼领域,我国目前也没有行政和解制度的正式立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行政诉讼通过变相和解解决。本文在认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解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与我国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我国可以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之考察

作为公民知情权之司法救济方式,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中国近年来已成为行政诉讼之最主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也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保障公民知情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基于对2011年和2012年部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的研究,剖析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实践,并针对制度不完善之处对症下药,提出解决的途径。     

日本行政诉讼种类探析

日本行政诉讼及行政诉讼法之发达为举世公认。本文将对日本的行政诉讼种类进行归纳与分析,着重探析日本行政诉讼中比较重要的分类,以期读者对日本行政诉讼种类有详细的了解。     

论"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我国之适用--我国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的选择权,但由于复议和诉讼制度之间在审查范围和审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致使部分当事人在选择救济途径后,却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一现象影响了行政法上救济制度功能的实现和公民权利的保护.鉴于我国实际情况,在借鉴国外和有关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使一部分在行政诉讼中难以解决的案件,只有经过行政复议程序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符合行政复议制度本身的特性,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创新.     

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之反思——基于比较法分析的视角

行政诉讼类型化应当区分诉讼类型化与诉讼类型的法定化。诉讼类型化的基础是诉讼目标、请求权以及诉讼标的的多元化,但这些原因均不是诉讼类型应当法定化的理由。对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诉讼类型法定化的不同模式以及产生原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各种诉讼类型的法定化模式均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诉讼类型的法定化,尤其是诉讼类型法定化模式中列举主义并非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必经之路。以原告的诉讼目标为导向,通过法官续造和完善才是诉讼类型化的应然路径。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论行政诉讼案件的可和解性

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和解是一条不可变更的铁律。反对行政诉讼案件和解的理由主要是公权力不可处分、和解损害公共利益以及和解与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功能不符等。尽管如此,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

编辑提示:《行政诉讼法》制定实施20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其许多内容亟待改进。本期约请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资深法官,结合司法实践中的试点经验,梳理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改革的方向,并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些实证借鉴。     

关于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关系的思考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 ,采取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相结合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出自于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法院的压力等考虑 ,但它限制甚至剥夺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专业性考虑和降低税收成本等不能以牺牲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     

重整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

我国立法上没有规定行政诉讼类型,而实践中存在的诉讼类型具有明显的缺陷。重整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在立法上应设立六种行政诉讼类型,并运用拓展原告起诉资格的方法解决社会公益诉讼问题,运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法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     

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之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对于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目前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很多法院都采取调解的手段促成原告撤诉或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有效降低了行政案件的信访投诉率,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我们应如何看待审判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挑战?本文认为,必须对现有行政诉讼调解的立法进行反思,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