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实施的司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董必武对人民司法制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利益。要看我们的审判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用历史的眼光、在比较的视野下,深刻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背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发展历程及其鲜明的时代性和世界意义,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民社会的多样性与中国经济法学的选择——历史视角下中国经济法社会观的重构

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学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存在选择问题,但是,学者们却在批判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直接将当代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经济法的社会基础,这会导致种种弊端。在历史视角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而且西方现代与当代市民社会之间存在有机的历史联系,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社会观应该是中国市民社会,即立足于中国并借鉴和整合现代与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特点的市民社会。     

论历史、理性与教育学——基于历史哲学的视角

教育学和教育史分别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对教育进行研究,尽管二者在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上各有侧重,但学科之别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壁垒。教育史研究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它通过考察历史来理解教育,因而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部教育史潜藏着一部教育思想史。逻辑的与历史的是一致的,教育史研究不仅仅是史实的记录和复述,文献的查找与整理,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厘清教育发展的来龙去脉,通过归纳、分析、演绎、推理等方法,发现教育的逻辑。     

落后地区主导产业选择论

主导产业选择论包括常态选择论与非常态选择论两种。前者包括静态选择论与动态选择论,后者仅指时机选择论,比较利益论是这些产业选择策略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静态选择论适合于经济发展处于常态、人力素质较低的落后地区的主导产业选择;动态选择论适合于经济发展处于常态、人力素质较高的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选择。时机选择论刻画了主导产业选择的最佳时机,并标明了静态选择论向动态选择论转化的区域经济背景。而上述三种选择论相互关系的探讨与不同适用范围的界定,构成为综合选择论的基本要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一问题所探索、继承与创新的未来前景的自信,实质上是对于共产主义道路的自信。这既是一个基于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政治路线紧密相连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在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准确定位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存在的问题,发挥哲学思辨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深刻挖掘这一问题的哲学意蕴:在价值论上,明确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灵魂是发挥其价值功能所带来的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在认识论上,认清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真理性与价值理想性相统一的长期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过程;在实践论上,要坚持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地统一在对社会主义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创新实践中,为人民生活创造科学的制度空间与普惠的价值空间。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自觉和实践超越——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批判视角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但不同民族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模式应有所不同。资本逻辑推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产生和积累了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显现的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应时刻保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审视与批判,基于对世情与国情的深刻认知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自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历曲折的探索后正式开辟,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有着明确的理论定位。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在历史和人民的呼唤下诞生的。中国人民为完成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任务,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来领导,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当前,在我国刑法解释领域内,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各学者在对这两类解释论基本涵义的认识上并不统一,所以这一论争在目前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通过深入分析这两类解释论主要倡导者的学术观点,可以发现,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德日古典的三阶层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选择一种综合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在犯罪的认定上,主张分层式逻辑判断的德日犯罪论体系并不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主张平面式综合判断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贝卡利亚的犯罪学思想——重读《论犯罪与刑罚》

犯罪原因论与犯罪预防论构成犯罪学的基本框架。贝卡利亚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和机械决定论出发，提出了社会性质的犯罪原因，并据此建立了其犯罪预防论，包括刑罚预防和社会预防两部分。其犯罪原因论和犯罪预防论统一于相同的哲学思想渊源中，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已基本具备了现代犯罪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共有七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三,对西方法治文明精华的全面吸收;第四,对中国古代本土法治文化的梳理和继承;第五,对中国近代以来170余年移植外国法律文化的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第六,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第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离不开人类法治文明进步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目标,以及总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不曾中断历史的法治文化的文明古国,有着长期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经验。     

回避婚约:新中国婚姻立法的历史选择及其因由

法律规定婚约,是现代世界立法的主流或一般情形,也是我国前现代的立法传统,但新中国婚姻立法回避了婚约.这一回避婚约的立法模式源自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时期的婚姻立法,奠定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法制革新,正式形成于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基于"征文考献"来看,新中国婚姻立法回避婚约的因由可能主要在三...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之前29年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 认识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历史，除了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错误外，还有必要弄清楚这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效力反思——基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双重视角

关于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效力问题，我国《担保法》、《票据法》、《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可谓一波三折，无论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或“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皆有违《立法法》，已有的“无效说”、“无对抗力说”、“有效说”以及“效力未定说”也缺乏充分的解释力。为兼顾交易自由和交易安全，我国宜坚持《票据法》第35条第2款之规定，对《物权法》第224条作限缩解释，确认不完全质押背书属于效力未定之行为。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竞争法制度论

通过对制度的政治学探讨和美国反垄断法发展历程的简要介绍,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研究方法,认为竞争法实质是规制与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共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认为增强竞争法的执行能力应该在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文化环境的同时,健全竞争法的各项制度,明确竞争法的责权利划分。     

台湾国民年金为何走向小整合体系？——一个历史制度论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转型以及民主化的开展,台湾地区社会政策迅速地扩张。其中,两个重要的社会立法即是1995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保险》和2008年实施的《国民年金保险》。前者建立了普及式健康保险制度;后者建立了分立式的年金保险体系。为何在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国民年金体系并没有朝向普及式的年金体系整合,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小整合模式？研究利用历史制度主义概念,指出由于受到制度的历史遗绪以及选举制度的影响,原本依照职业类别分立的年金体系,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国民年金保险体系的分立结构。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进党在特定的选举制度下,能够有效地利用年金议题在选举中争取台湾农民的政治支持;但是此政治策略却使得既有的年金体系更加分化,并且制造了新的政策既得利益者,限制了政策决策者在国民年金体系中的制度选择,因而使得国民年金体系逐渐地走向小整合模式。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效应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方法论的纬度凸显出来的.一方面,世界历史理论所采用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方法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自身理论和学说的一个基本叙事框架.另一方面,这一理论视野和理论方法在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