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及刑法应对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考察,金融犯罪呈现出以下新态势:金融犯罪新手段追随金融市场热点,与新兴金融业务如影随形;金融机构的用户至上主义衍生金融犯罪的空间;金融冒险成为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的重要原因;金融犯罪的处置引发对金融监管制度逻辑的思考;金融犯罪的全球化呼吁国际立法与司法的合作。面对新态势,刑法应以及时犯罪化,完善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设计、拓展司法能力、加强刑事全球化合作等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刑法修正案(六)》给惩治金融犯罪带来的新变化

《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法案)是继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修订案》和《证券法修订案》(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之后,又一部规范金融市场的重要法律(法案)。该法案的一大特点是与新公司法和新证券法相呼应,为规范证券市场和金融市场,惩治金融犯罪和证券犯罪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这次颁行的法案主要对银行犯罪(包括洗钱犯罪)、证券期货犯罪以及相关的犯罪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还新增了罪名。     

论我国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

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是金融刑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设置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以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三大原则与金融交易中心主义、金融客户本位主义两大价值理念为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刑法罪名体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设置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改革与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究

金融刑法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较完备的金融刑法体系。由于我国金融业起步晚,发展远不够成熟,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对我国金融刑法中金融犯罪的范围、金融刑法的罚金刑、金融犯罪的数罪并罚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对金融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内地与澳门刑法中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之比较

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制度在内地、澳门刑法中均有规定.两地虽同属大中华法域,但二者的法律环境和所属法系都有所不同,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规定或是理论见解上,两地都存在相同或相异、以及值得彼此借鉴学习之处.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内地和澳门刑法中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进行比较浅析.     

我国金融犯罪刑法分类质疑

我国刑法中有关金融诈骗罪的分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其独立设节的归类标准明显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突破,并从根本上颠覆了刑法基本理论的分类标准。但是,这种突破在诸多方面显然存在问题,其既与现行刑法的体例结构不协调,也暴露了刑法本身立法思路的不一致,同时亦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金融犯罪的立法现状和发展趋势不相吻合。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既无理论上的可行性,也无实践中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立法中的一个败笔。从完善刑事立法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金融诈骗罪一节归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之中。     

金融全球化视角下我国货币刑法的改革

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律存在趋同的态势 ,货币刑法也有共同规则。我国在加入WTO后 ,货币刑法的国际化应予考虑。中外货币犯罪刑事立法在章节体系、客体定位、罪名设置、主观目的、外币保护、犯罪形态、刑事责任等 7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的货币刑法重点应从这些方面加以完善     

仇恨犯罪的刑法根基与犯罪预防

仇恨犯罪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多元化社会各国。它是以行为人对受害人的各种偏见为基础,以给行为人认定的某种群体的个人及其群体造成损害为目的,因此与报复特定个人和社会的犯罪不同,也与敌人刑法适用的犯罪类型存在差异。对仇恨犯罪的单独立法主要见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仇恨犯罪单独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行为人的惩罚,这并未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未侵害言论自由,且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仇恨犯罪必然以上游犯罪为基础,同时行为动机系基于法定的偏见类型。仇恨犯罪的甄别与统计对预防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都有重要意义。仇恨犯罪中的偏见动机往往源于社会的结构性歧视,偏见产生移位攻击。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并不显著时,监禁消除偏见的效果不如恢复性司法措施。对仇恨犯罪也存在爱的刑法观念的适用。我国没有必要对仇恨犯罪单独立法,但对涉及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犯罪,可吸纳仇恨犯罪理念的合理成分。     

刑法上计算机犯罪概念之提出

计算机犯罪问题严重冲击了现行的刑法理论,通过计算机犯罪在客体及客观方面的特殊性--如各种计算机犯罪行为的统一性(无行为性)、犯罪客体的不明确性等的探讨,提出了刑法上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及其分类.     

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试论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分类

我国在犯罪的分类问题上,刑法条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理论界也是莫衷一是。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立法现实,从刑的角度作出了新的划分。     

“盗版”犯罪与刑法遏制

目前受版权市场高额利润引诱,加上市场制度不健全、地方经济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取向,我国盗版犯罪形势严峻,因此有必要对其实现刑法遏制。即严格刑事立法中的有关定罪标准;改变运动式严打的做法,准确、持久地运用刑法手段,提高盗版犯罪成本;与此同时,刑法对版权领域的有限介入,不应解读为刑事法被虚置。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以法律手段保护食品安全成为必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提出了新要求。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金融刑法的风险与应对——以比特币交易对外汇犯罪刑法规制的冲击为视角北大核心

比特币与各国法定货币之间能够进行低成本兑换,并可藉此实现人民币与外币的间接跨境兑换,对我国外汇犯罪刑法规制实践产生实质的冲击。利用比特币交易实施的骗购外汇、逃汇、非法经营外汇业务、隐瞒境外存款等外汇犯罪行为,在既有的货币监管规则与刑法规范解释框架下难以认定为犯罪。金融刑法有必要在立法、司法与执法层面进行全维度的制度优化,以应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等"去中心化"互联网金融工具对外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冲击,从而有效维护我国的货币与外汇市场安全。     

犯罪定量刑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中外刑法中有"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和"立法既定性又定量"两种犯罪定量模式,两者各有利弊.但传统的法文化与现实法体系的冲突注定了在我国刑法典中对犯罪进行"立法定量"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只有将"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协调统一起来,犯罪定量才会得以实现.     

刑事立法对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新修正

为适用维护金融秩序的实际需要,保证金融交易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应从修正背景、修正内容以及如何理解和适用等方面对新增设的犯罪进行探讨,从整体上把握对金融犯罪的立法变化。     

网络犯罪:传统刑法面临的挑战

网络犯罪中出现的虚拟空间、虚拟财产等问题给传统刑法中的某些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提出了挑战,也对刑法中关于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等问题提出了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国既要坚守刑法的基本原理,又要根据网络社会发展的实际,及时调整刑法的应对措施,使传统刑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中介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本文以研究中介活动的刑法规制问题为主旨,力图探寻诸种中介犯罪的共通之处,竭力把握贯穿所有中介犯罪的脉络,以期在总体上从刑法学角度揭示中介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及其他相关问题。在探讨关涉中介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评析理论界已有的相关立法建议之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中介犯罪立法完善的初步构想。     

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研究

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利用计算机技术或其他电子信息手段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触犯刑法所保护的权利人的罪,可理解为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的特殊犯罪行为.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犯罪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打击网络犯罪,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犯罪频发推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前我国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推动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成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屏障。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修订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仍在规制范围、过失犯罪、罚金刑、资格刑设置等问题上存在一定不足。应进一步拓宽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范畴,将过失犯罪纳入规制范畴,增设单位和自然人犯罪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