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过错认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是一类专业性极强的诉讼案件,没有医疗专业人员的参与,很难认定案件中的关键事实。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过错是核心要件,没有过错不予赔偿是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医疗过错的认定一般需要启动医疗损害鉴定程序。但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如何来认定医疗过错。《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了"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是认定医疗过错的基本依据,但是何为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其与法理上所讲的注意义务是什么关系,实践中应当如何操作,这些问题在医疗损害鉴定实践中不是十分明确,导致鉴定人思路不清,凭感觉鉴定的情况大量存在。本文对医疗过错认定的基本原则、要求以及如何在鉴定过程中落实予以阐述。     

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鉴定和认定的思考

我国法律在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应坚持医疗＂专家＂判断和＂同行＂鉴定,旨力于构建平衡患者利益和医方利益的规则,区分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法律判断,区分违反通常诊疗义务的医疗侵权和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侵权,区分＂合理医生＂标准、＂医疗水平＂标准和＂医疗常规＂标准。     

论医疗水平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过错责任、免责事项等,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鉴定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通过建立＂医疗机构当时医疗水平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用具体案例来说明＂当时医疗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认定：英美法中的理论与具体规则

英美法在医疗过失之认定上,遵循着基本的＂合理医生＂标准。英美法中的Bolam测试标准和＂两种流派＂原则在贯彻＂合理医生＂标准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司法者有必要对医学行业观点给予极大尊重的场景。英美法在医疗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上,强调法律上因果关系与科学因果关系之不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推断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层面,＂若无则不＂法则和＂实质诱发＂规则是获得一致认可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风险之实质性增加＂规则和＂机会丧失＂理论在医疗诉讼中的应用存在诸多疑问。不管是医疗过失的认定,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医疗诉讼中的知情同意案件均呈现了特殊的一面。     

渎职犯罪中“前案”问题之探讨

对渎职犯罪＂前案＂性质的认定及其判断标准,本文认为渎职罪中的＂前案＂认定不影响＂本案＂的成立,其认定标准以当时证明涉嫌犯罪的证据为依据,对于＂前案＂的查处应由检察机关一并办理,＂犯罪分子＂更多是一种通称等观点。     

侵权法视域下医疗过失认定标准的完善-兼论循证医学在医疗过失认定中的地位

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疗过失的认定始终是一个热门而且沉重的话题。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医疗过失认定中坚守了“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规定较模糊和缺乏阐释,法官对依照何种标准认定医疗过失陷入了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在科学界定医疗过失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域外法医疗过失认定的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阐述了域外法理论和实务中循证医学在医疗过失中的优势和地位,最后结合我国现行的医疗过失认定标准的规定,从医疗过失认定抽象标准的完善、注意义务类型化和文本化、确立循证医学的证据地位、注意医疗过失认定标准和现有法律制度的衔接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以期为实务中医疗侵权诉讼的合理解决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论“诊疗规范”在医疗过失认定中的作用——兼评《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

＂诊疗规范＂在本质上是诊疗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或者惯常做法,是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专业常规。各国理论和司法实践均将其作为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但非唯一标准,因此在认定医疗过失时还需参考其他因素。《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中的＂诊疗规范＂是形式意义上的,而非实质意义上的,明确了这种区别就能够解释法律将其作为推定医务人员过失标准的深层原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立功的程序性审查及认定

一、确认立功行为的主体《刑法》第68条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其规定具体的含义,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造成＂犯罪分子＂的范围相当不确定。使立功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同的司法机关认定的范围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多次盗窃”及“盗窃数额的累计”应当合理规制

盗窃犯罪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见、发案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盗窃犯罪因难以认定而存在惩治障碍,其中＂多次盗窃＂的认定和＂盗窃二、关于＂盗窃数额累计＂规定的缺失盗窃数额的累计”就存在诸多问题。     

二元制抑或一元制：医疗纠纷鉴定模式的选择

医疗（事故）纠纷因专门性问题源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的＂二元制＂鉴定模式,致使纠纷解决的法律在选择适用上出现不同的结果,并造成了同一事实的处理结果尤其是赔偿的数额差异甚巨。《侵权责任法》的实施能否终结＂二元制＂鉴定模式,使冲突的相关规定、解释、解答等相关文本在法律适用上归于统一再次成为颇具争论的问题。基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结果在证据性质上的同一,有必要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仅作为行政程序的内容,并进一步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鉴定机制,体现鉴定作为证据的＂认定＂功能,以便实现医疗行为共担风险以及利益平衡的基本目标。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的认定

怎样的责任认定标准才是医疗损害案件裁决中的妥当标准,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争执不休。《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消除这种分歧和争执带来了新的曙光。法院作为＂主宰＂案件胜负的关键主体,应如何把握好医疗损害案件中责任认定的标准,才能真正为和谐医患关系保驾护航。本文拟从《侵权责任法》将带来的三项重大调整、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能否将患方引向法院和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责任认定应注意把握好三个结合作一初步探讨。     

医疗过失鉴定需遵循的原则

医疗纠纷解决中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过失的技术鉴定问题,在鉴定实务中,确立判定医疗过失的原则,则是此核心中的核心。本文旨在探讨＂医疗过失评判的基本原则＂,以期规范和指导相关鉴定工作。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应包括：（1）遵循＂专业性判断＂的原则;（2）以＂注意义务作为医疗过失判断基准＂的原则;（3）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审查原则;（4）对＂医疗紧急处置行为的宽泛性＂原则;（5）＂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6）＂并发症的审查＂原则;（7）＂医疗意外的免责＂原则等。     

论附条件折扣的反垄断规制

附条件折扣是卖方为奖励买方的某种购买行为而实施的一种商业行为,然而支配企业实施的附条件折扣则可能构成对其支配地位的滥用。在认定某附条件折扣是否构成滥用支配地位时,欧美反垄断机构摒弃了传统的＂本身违法＂规则,而是依据＂价格-成本＂、＂同等实力竞争者＂等标准和＂效果分析法＂对涉案折扣的排他性进行分析。即使涉案折扣被认定是反竞争性的,实施折扣计划的支配企业仍有权援用＂效益抗辩＂。我国反垄断法虽未对附条件折扣明确认定和限制,但可通过制订《反垄断法实施细则》等手段,依据＂反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规定予以规制。     

当前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难点问题及对策

《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其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专门就医疗损害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的二元化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得到解决。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规定的过程中,存在部分难点问题,本文着重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法学视角下过度医疗行为的认定

《侵权责任法》在法律的层面对过度检查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过度医疗行为的认定仍旧是一个难题。本文在对过度医疗概念进行法律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度医疗的认定标准，并结合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探讨了过度医疗认定中的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等问题。     

清代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共同谋杀之首犯与从犯的认定

根据清律＂谋杀人＂条,按照其在共同谋杀中的作用,共同谋杀的犯罪人被分为首犯和从犯两类,其中从犯又分为加功者、不加功者和从而不行者三种。同时,清律中所附的明代万历十五年条例对区分各共同犯罪人特别是从而加功者与从而不加功者作了严格的限定,即＂助殴伤重者＂方以加功论。但是这一认定加功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遵守。官员们认定加功与否的标准多与清初律学家沈之奇的观点一致。道光五年对万历十五年条例中规定的加功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即将＂助殴伤重＂改为＂下手助殴＂。直到清末的《大清现行刑律》,该条例中规定的造意与加功的认定标准等未再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清律中总则部分＂共犯罪分首从＂条与分则部分＂谋杀人＂条中关于首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及处罚原则不统一的情形并非孤例。而自民国以来,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区分与处罚原则又各有变化。     

以“即时期待付出利益”认定香烟卡贿赂犯罪数额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强,实践中贿赂案件的贿赂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典型的赤裸裸的金钱贿赂逐渐减少,而不能直接用金钱计算的实物、精神享受型贿赂越来越多。因刑法对金钱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理论与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新形式的贿赂犯罪因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其规定尚存不完善之处,对如何认定数额争议则较大。本文试提出用＂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来分析认定贿赂犯罪中的香烟卡贿赂数额。     

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改革构想——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并没有解决我国医疗纠纷鉴定体制＂二元化＂的问题。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医疗过错鉴定两种体制并存,不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构建我国医疗纠纷＂一元化＂鉴定体制,鉴定机构、鉴定人及其管理方式是改革的着手点。由于《侵权责任法》已经确立了＂医疗损害赔偿＂的术语,故鉴定名称应改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从充分利用现有鉴定资源和两种鉴定体制各自优势出发,应由医学会牵头组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机构＂,其＂鉴定人＂由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所规定的条件的医学、药学、法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中择优选任,司法行政机关对其实施行政管理,卫生行政机关和医学会对其实施行业管理,并在现行鉴定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完善鉴定程序,增加鉴定内容。     

漫谈行贿罪——基于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行贿罪规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认定行贿罪的必备要件。这就意味着要认定某一行贿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就必须先探究行为人在该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谋求的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     

浅议“醉驾”的认定标准和方法

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旨在以刑事手段更好地为汽车时代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这一新增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种种困境,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醉驾＂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法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借鉴国外治理＂醉驾＂的做法,提出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和方法并进行简要论证,以期抛砖引玉,对解决问题提供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