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论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较量——读《契约的死亡》和《契约的再生》有感

《契约的死亡》的核心思想是契约法向侵权法的回归,契约责任逐渐被侵权责任所吞噬。《契约的再生》主要论述的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崩溃,一种新契约法理论的出现。看似矛盾的两本书,其阐述的观点却共同引发了我们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关系以及现代契约的发展方向的新思考。     

论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

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体现为三种状态: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的隐性契约关系;基于相互期望和认知而产生的心理契约关系;基于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特殊性也体现着中国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活动的特殊性。     

由契约文明看法治政府的构建

建设法治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因而,对政府而言,法治政府的实质是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活动.契约文明的要求是构建法治政府.     

论入世后的契约政府

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世贸组织形成的现实基础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其内在的理念、文化灵魂是一种契约文化。因此,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树立一种“规则大于关系”的观念,并且把这种契约关系通过立法变为国内唯一法,变为各级政府从事国际贸易行为的唯一准则。政府原来那种无所不能、“上帝”式“权威”也不复存在,而转变成了“有限政府”。     

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讨价还价、控制与合作

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型契约,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发展

近代的社会契约思想源于对教会统治和“君权神授”观念的批判 ,从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张通过契约的方式将权力转让给君主 ,到斯宾诺莎、洛克主张通过契约的方式使政府保护人民的权利 ,到卢梭的人民主权观点 ,形成了系统的社会契约论 ,这一学说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政府：一个分析框架

从开放和相互依存的角度分析了责任政府的定义、责任的来源、责任履行的要素以及失职带来的后果。政府责任是国家职能的具体化。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主授权和行政授权是政府责任的来源。而民主授权是权力的根本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不仅要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管理职能,还要承担国际义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责任的履行必须放在制度转型背景下考虑,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是政府的核心责任。政府责任是由责任主体、责任客体(或责任对象)、责任实现形式以及责任实现的约束机制诸要素组成的,因此政府失职是这些要素间关系的失衡。要使政府责任得到有效履行,必须强化民主选举制度、明确政府内部各部门责权、扩大公民参与、完善监督机制,还要提高官员能力,树立公共责任意识和精神。从长远来看,建立一种公共责任文化更具有持久性。     

财政不完全契约下我国财政支出优先次序的选择——兼论我国公共服务型财政的构建

由于财政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政府在不同的财政约束下可以相机抉择。我国财政的连年赤字,政府通过不完全契约部分的执行,导致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的缺失。其实质是政府心理成本的变化,在政府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时,首要的目标是获得当期的财政收入,而支出的优先次序则是依公共产品的纯度渐次减少。法律等制度资源的强制性可以促进财政契约关系的完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共服务型财政的构建。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北大核心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论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

罗马法是当时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产物,而在其商品经济关系中,其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的是买卖关系,当然买卖契约便成了罗马法基本的进行经济贸易的契约。在当时,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是非常系统的、具体的。其中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内容博大精深,如果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系统地了解罗马法买卖契约的精神,而且对我们后世的买卖契约丰富、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进行简要分析,希望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不完全契约的结构特征及其规制——基于物品视角的分析

物品基础上的不完全契约具有二重结构特点: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静态结构,二是在物品的具体供给过程中不完全公共契约与不完全私人契约“双向激励”的动态结构,这是不完全契约的症结所在。解决因这种二重结构导致的暇疵、悖论或困境,就要从二重结构的特点出发,首先明确公共权力的边界,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同时构建融合政府、市场、自治三种基础性物品的供给机制以及其他组织的公共协商治理制度——协商共治。     

我国不同级别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差异性分析

重点研究了我国政府中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员心理契约问题,主要目的是了解公务员心理契约所包含的要素、不同级别公务员对这些要素的重视程度和建立公务员的心理契约结构模型.在两轮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组织与公务员之间相互期望的各10个要素.利用t统计检验,表明不同级别公务员对期望要素的认识有显著的差别.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结构模型,该模型显示组织与公务员之间双向心理契约共包含了8个主要方面.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与非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对心理契约中的要素重要性认识程度是不同的.我国各级公务员(从科员到厅局级)主要将敬业精神、诚实忠诚、职业前景和公平公正待遇放在心理契约要素的最重要位置上,而物质激励则处于次位.政府中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领导层面,而较低级别的公务员创新动力不足.这些研究结果对政府各级组织建立公平、透明的运作机制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为设计相应的激励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提出了我国公务员心理契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宋代社会变革与契约法的发展述论

宋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宋代契约关系的发展.宋代契约关系广泛存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契约种类增多,国家注重对契约关系的法律调整,保障了契约的履行。     

论“人权—契约—身份”型社会对中国的要求

＂从身份到契约＂与＂从契约到人权＂的进化难以解释身份、契约、人权之间的关联性。历史无不证明社会进步运动是走向人权的高级阶段取向,但却扬弃了身份和契约,因此,社会进步运动是以人权和契约为主,而身份为辅的社会史。它们共生在一个社会中,人权的位阶最高,而契约的位阶次之,身份最低。     

我国公务员忠诚度管理研究——基于心理契约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地进行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公务员对政府的忠诚度较容易受到影响,继而影响到政府的工作效率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本文从心理契约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公务员忠诚度管理现状,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公务员忠诚度的建议,以期使政府的管理更加有效。     

心理契约理论综述

心理契约是维系组织和成员关系的心理纽带,是维持和发展员工与组织间关系的内在力量。因此,研究如何有效的管理心理契约就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就心理契约的概念、维度及我国在心理契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等分别作了综述。     

新型政民关系建设之探讨——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作为探讨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始于古代朴素契约论,繁荣发展于对近代政治实践的思考。社会契约理论为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反观现实政治实践,社会契约论精神对政府自身建设与个体公民意识的培养都提出了要求,且对当前新型政民关系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论农民利益的缺失--从国家与农民契约关系的角度

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精神要求国家必须对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公正的保护和分配;要求必须通过契约来合理地划定各自的权利(力)范围,尤其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中国农民利益缺失的关键在于国家与农民间的契约关系残缺且失衡。所以,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良性的契约互动关系,是解决中国农民利益保护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