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有关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的既有研究并未充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联盟的形成、管理、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反映出国家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量,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成本与收益的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降低成本的努力。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对另外两个方面则关注较少。文章从联盟的两个功能类型——威慑与援助——角度出发,认为联盟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联盟机制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对于盟友主要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提高背叛成本,对于对手则是发出有代价的信号威慑其冒险行为。通过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国家设置更高水平的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但由于国家在联盟中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同,因此,联盟机制的设置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是复杂且有条件的。     

联盟管理理论与联盟管理困境

联盟的演变和沿革中,始终存在联盟管理与协调的难题。其中联盟主导国与辅助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矛盾贯穿联盟管理的始终,从中又派生出联盟管理的几组矛盾:扶持与抑制、依存与自主、平等与协从、竞争与协调、抛弃与逃避,责任与收益等。由于成员国均谋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收益与成本不符、责任与义务失衡成为联盟成员间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对这些问题的承受程度成为联盟能否持续的关键。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及威胁制约机制评价

本文分析了中亚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内外威胁,如非法武器贸易、毒品泛滥、水资源利用问题矛盾、难民问题、边界问题等产生的原因背景,同时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的现实途径和前景。     

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约是安全组织,但土耳其加入该组织既是为了制衡威胁,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身份目标。因此,安全威胁—安全供应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均会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紧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和身份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决定性变量,后者是辅助性变量。基于对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捆绑、强制、追随、平衡和疏离。当前双方关系的大幅波动归因于联盟管理困境：土耳其因担心“被牵连”而拒绝与盟国保持一致,又因无法实现身份融入而日益脱离西方定位;西方盟友指责土耳其偏离联盟轨道和价值观基础,但又不愿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和身份承认。双方在联盟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上出现错配,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形成共振。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土耳其问题”的发展趋势。     

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韩关系出现了诸多松散和变动的迹象,然而传统的联盟理论似乎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也只是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借助于“利益平衡”与“安全平衡”的双平衡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点,从而构建一种“威权式联盟”(authoritative alliance)的理论,并力图以此对美韩同盟当前的演变形态与重新定义的基本方向做出初步的理论分析。     

从对抗性要素联盟看泰国政治怪圈的形成机制

泰国的政治发展陷入一种长期的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的"怪圈"。他信执政以来,以王室、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和农民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分配不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而形成改革联盟和保守联盟两大对抗性要素联盟。双方在国家发展理念、社会运动和民主机制三个层面的升级对抗,导致泰国政治怪圈的延续。未来泰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要素联盟的稳定性及由此带来的联盟格局变动。近中期来看,保守联盟仍会保持较高的合作程度,他信派只有向保守联盟妥协,才有望打破政治僵局。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带动传统资本向新兴行业流动,加之后普密蓬时代的王室影响力式微,将动摇保守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引发泰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权力与制度--国际机制理论的现实主义分析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的运作无一不是建立在大国竞争态势的某种权力均衡格局之下。国际无政府自助社会一直是权力竞争的产物 ,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合力作用 ,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分配而人为设计的竞争合作的制度安排。本文采用历史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综合分析方法 ,通过价值判断和博弈分析两方面的研究提出 ,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与合理存在源于其操作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弹性 ,国际机制只有在权力均衡主导下才能发挥作用 ,从而实现 2 1世纪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     

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CSSCI

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与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俄白联盟:进程、问题与前景——白俄罗斯的视角

本文分析了俄白联盟建设的动因与过程,介绍了西方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对俄白联盟及其前景的评估,重点分析了俄白联盟进程中的问题与难点.本文认为俄白联盟的建立首先是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两国一体化任重道远.但无论出现何种政治变化,俄白都将致力于推动两国合作.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本文对联盟形成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与评析,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联盟形成理论主要有两大发展,一是在研究"为什么形成联盟"这个问题上,存在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再到利益均衡理论的理论演进;二是上述三个理论各自内部的理论深化。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演进判断标准以及"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原则,文章对有关理论演进进行了评估,认为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的发展相对成功。然后,本文提出如何从联盟形成理论及其演进历程中寻求启发,以建构一个简约的联盟解体理论。最后,讨论了联盟形成理论对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启示。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

本文以战略互信理论为主要依据,探讨了中日韩三国的战略定位,并在尝试建立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影响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指出构筑和进一步建立中日韩三国稳定的战略互信关系,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构建的核心和基础。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