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美元因素

国际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获得了主导东亚地区货币政策的软权力,国际美元本位制的"特里芬困境"对于东亚共同货币的构建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外部效应.东亚美元化削减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所得收益,而强势美元政策使东亚国家面对美元霸权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货币合作最终目标的实现.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一种理想化的共同货币区模式仍然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如何利用和应对美元的影响则是东亚国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冷战后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初探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使得东亚成为欧美对外政策及双边战略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地区。双方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欧盟加大介入亚洲事务的背景下,欧美在东亚的互动与协调明显有所加强。随着中国与东亚崛起给西方构成的挑战日益明显,欧美在东亚的互动可能更加重要和迫切。然而,欧美在亚洲战略上的分歧以及欧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能力不足等因素也将继续对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构成制约。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不仅对冷战后大西洋关系的重建意义重大,而且也将对中美欧关系的发展和21世纪东亚格局与地区秩序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

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的问题。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目前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主导权)现状是小国主导模式(东盟模式)。本文笔者对可能存在的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等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够调动中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培育东亚认同的思考

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目标,应当是融入东亚,使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这样才能保证和平发展道路的实现.中国必须树立新的地区秩序现和地区价值观,才能培育东亚认同,真正实现战略目标.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改变与延续: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与东亚一体化

本文旨在探讨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可以用"安全"、"繁荣"、"人权"和"环保"四个词来概括,在安全和经贸方面大体会延续前任政府的政策,在环保和人权方面会进行一定的变革,在经贸方面也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奥巴马的东亚政策对东亚一体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必须认识到其消极的一面.最后,针对美国的关注与担忧及如何推动东亚一体化,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维护东亚区域内持续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既是21世纪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安全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未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如何发挥中国学者在东亚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单纯借用已有的以"欧洲经验"或者"北美经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以这些已有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和参照物的同时,建立新的"研究计划",利用东亚安全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特点",测试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唯如此,才能真正在东亚安全研究中创新,才能有效地发展出既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政策、又能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理论.     

东亚的变化与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与地区政治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与变化。美苏相互对抗的两极体制逐渐消失,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日本的影响力构成严峻挑战;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有所上升形成鲜明对照,东北亚主要国家民族主义持续高涨。上述调整和变化,使日本逐步走上疏华、厌华甚至反华、制华的道路,最终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