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数字背后有玄机

自1999年中央发文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起,10多年来,"执行难"一直成为决策层和公众最为关注的司法顽症之一。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透露,201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219.6万件,执结1203.9万件,执结率接近100%。从数字来看,长期受到诟病的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似乎已经得到很好解决。但     

论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法理分析及解决建议

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占了民事执行工作乃至执行工作很大比例,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不仅影响社会公众对执行工作、对司法的信任;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规定不完善而致使执行工作难以操作的因素,也有当事人的风险意识不强、执行协助单位不配合等社会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执行难",从社会的角度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套房"案件执行思路及路径探讨

金钱债权案件执行中,执行法院查封被执行人房产后,被执行人以查封房产系其唯一住房、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所必需住房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主张不能处置该房产的情形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上述"一套房"案件中,应当根据案件的执行内容和房屋的具...     

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中的问题研究

信息化建设是破解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技术性措施,其在提高法院执行工作协同性、保证法院执行效果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文章在分析信息化建设对法院执行工作开展的影响的基础上,就当前我国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为从信息化建设角度出发完善法院执行工作开展提供相应的内容参考.     

"审执分离"下民事执行的困境与出路

长期以来,"执行难"成为法院系统工作的一大难题,更是为大众所诟病.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改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到2020年,我国法院民事执行工作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却从"执行不了"转变为了"执行混乱",成为当前"审执分离"背景下民事执行的新难题...     

女法官高炳环

“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难点。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逐年增加,仅北京法院,一年就有四五万件。为使法院裁决不成为“白条”,执行法官们进行了一场场攻坚战。现任通州区法院告诉庭副庭长的高炳环就     

双周

“法院已经下达了裁定,就要按照法院的裁定执行。”     

议拒执罪追诉程序之救济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社会关注度高,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执行难"问题的存在,既有法治环境、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立法相对滞后等外部因素,也有执行队伍素质不高,机制不畅、力度不够等内部因素。如何破解"执行难"成为摆在法院执行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我国的传统和社会现实,刑罚对于打击违法犯罪具有巨大的威慑力,然而作为追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唯一罪名——拒执罪1却很少适用,追诉率极低,重庆市法院系统从1997年至2006年近十年,追究拒执罪的案件不过20件2,拒执罪适用率低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是现行的追诉程序存在弊端,这种弊端可能直接导致拒执罪形同虚设,对被执行人毫无威慑。     

“围观”法院判决书

<正>自2014年1月1日起,上至最高法院、下至各区县法院,全国四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均要上网公开,接受当事人和普通民众的检视。同一起诉讼,同一家法院,竟作出3份裁判文书—当事人手里拿到的是一份裁定书,而法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却是一份内容不同的判决书。顿感蹊跷的当事人找到法院,于是,法院把原来的文书从官网上撤下,换成了另一份判决书。不巧,这一次,又弄错了。辽宁省绥中县法院制作的"阴阳判决书"之所以能被意外曝光,是因为该法院的判决书公布到了官网。心怀疑虑的当事人通过对比,发现了其     

法院执行案款信息化管理问题

在法院信息化系统陆续上线的背景下,通过实现案款信息化管理有效提高了执行案款发放效率,但依然需要面临案款沉淀等现象发生。本文结合法院执行案款信息化管理现状,对存在的案款系统不完善、顶层设计不健全等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从系统功能开发、信息化管理体系建立和风险管理三方面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助力法院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解决执行案款管理难题,为法院相关业务办理营造良好的信息支撑环境,使司法公正和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合议庭改革的逻辑与现实

<正>以合议庭责任制为方向的合议庭改革是否符合基层法院的特点,从而解决基层法院面对的现实难题?基层法院审判权分配方式的演变谱系提供了解答问题的线索。在得知以后自己可能要"贬为"审判长的时候,张庭长看着桌面上庭里法官呈批的案卷,显得有点惘然。张庭长是珠三角某市一个基层法院的民二庭庭长,庭里的十几个法官每年人均结案250件左右,各自每天忙个不停,一般不需要向他请示汇报。但重大、疑难、复杂以及标的超过500万的案件还是要经过张庭长审批,有些还得呈主管民二庭的副院长审批。张庭长一年下来,虽然自己不办案,也得审批300多件案。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欺诈例外

欺诈例外是内地与香港间拒绝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法定理由,根据判决样本的分析结果,内地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欺诈"的内涵、范围、审查标准尚有诸多问题."欺诈"内涵的认定应注意内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欺诈"与本文研究主题的区别;认定"欺诈"范围应更细化具体,不应一刀切否认内在欺诈;"欺诈"的审查标准可以参照内地再审制度的规...     

来信

<正>1几年前在一报社实习,跟一跑当地市中院的记者每天到法院听案子,持续了一个月。一刑事法庭的审判长告诉笔者,很多法院,特别是区、县级的法院,除非跟负责宣传的人"混"熟了,一般是很少让记者进法庭的,因为很多法院和法官并不习惯媒体监督,对记者很"敬畏"。更重要的是,并没有一项明确制度规定法院有义务敞开大门接受媒体监督。现在《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硬性规定     

被执行人破产后执行异议之诉的研究

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执行异议之诉是否应当继续审理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模式.法律规定的空白、司法实践的不一致,造成了诉讼参与者某种程度上"无所适从",也导致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救济的可能性.     

金钱给付之诉执行不能困境与完善研究

执行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一直以来民事金钱给付之诉中执行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尤其对于执行不能,更是一直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法院加大了执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执行效率,但民事案件执行不能的问题始终未能完全解决,依然是法院工作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从执行不能的定义入手,从对执行不能后续财产处理缺少法律依据、执行制度不完善、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三个方面研究在金钱给付之诉中执行不能的困境,进而从完善对瑕疵财产方面的立法、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明确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义务三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金钱给付之诉中的执行不能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

与立法成果相比,我国少年司法机构的建立大大滞后了。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对少年案件量刑的综合平衡,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少年案件的“延伸”工作,确保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的审判统一实施法律监督;也有利于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执行落到实处,本文并对未来少年法院的基本模式作了构想。     

栽在“爱戴”丛中的国企老总

广西柳州市商贸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秦茂林是个受到下属各企业爱戴的人物,因为他愿意为下属企业的老总们操心,特别是在他的主导下,许多企业在困难重重中顺利完成了改制,焕发了新生。然而,这个"带头大哥"最终竟在"爱戴"和"感谢"中栽倒了。2009年3月9日,收受他人贿赂76.8万元的秦茂林,被柳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     

论合乎中国宪法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之争由来已久,至今仍莫衷一是。新近颁行的《行政强制法》基本沿用了原有模式,即以法院强制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该模式与现行宪法权力体制相背离,依此建立的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在实施中亦遇到了不少困境和问题。实践表明,由法院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力量已经不适应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做法,根据宪法原则精神,结合中国行政与司法实际,采用以行政机关执行为原则、以人民法院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最佳选择。对于法院执行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严格限制,同时还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标准和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对罪犯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应当如何处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予以减刑时,由执行机关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依法确定提请减刑幅度,报人民法院审查裁定。据此,罪犯提请减刑的幅度以及最终获得减刑的幅度分别由执行机关和法院依法决定,实践中,如果罪犯在法定减刑范围内自行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执行机关和法院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简析禁止令制度在我国的适用与执行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作为"外来和尚"的禁止令制度逐渐被广泛地在基层法院及社区矫正机构中适用和执行。有人说,我国司法机关适用禁止令制度是基于目前世界刑法轻缓化和非监禁化发展大趋势下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和进步的体现。然而,实践中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却认为:禁止令制度的超前性使其在我国适用与执行的过程中面临"水土不服"之困境。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试图对禁止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之问题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