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社区建设中的城市邻里:复兴抑或重构

单位制瓦解后,城市邻里在居民的社会生活以及在城市管理体系的重建中都显示出重要价值。随着社区建设运动的进行,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断言基层社会已经发育、城市基层又出现了“邻里复兴”。文章依据对上海市的经验观察,从居民的社区感、社区参与以及邻里组织特征三个方面对这一判断进行了检验,指出社区建设是一场重新塑造基层社会的运动,至于基层社区的面貌如何,因资源与权力的边界尚未划分清楚,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     

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制度的形式构建而忽视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因此,国家在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时,应将公共服务作为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并通过公共服务这个载体使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基层。这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城市社区公共性萎缩和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居民认同感衰落和重塑居民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现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使管理理念由管制转变到协同、权力衔接体制由消解转变到共生、社区活动空间由封闭转变到开放、邻里社会资本由失范转变到互惠。     

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促使我国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城市社区也随之凸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城市社区人口的集中增长，家庭结构、核心家庭的内部关系以及亲戚群体关系的变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规模和形式的变化，     

城市社区建设应以居民自治为主

社区建设，应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充分开发调动社区内的人力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以满足社区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区内的自然人、企事业单位、各种经济实体等，不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都是社区内平等的一分子，都应对社区建设献计献策。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各类委员会，具体分管诸如治安、环卫、教育、服务、咨询、医疗等等社会事务，社区居民在自治组织的指导管理下，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真正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事大家管”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权力腐败: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

权力腐败,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权力商品化是掌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商品,用来进行权物、权钱、权色、权权交易,从而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权力资本化是指权力在社会生产、流通领域中采取资本的形式,获取私利。权力市场化是指掌权者利用公共权力控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为自己和少数人谋利。     

推进城镇社区党建与依法治理融合发展的思考

推动城镇社区党建与依法治理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基层党建质量和依法治理社区水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要求以及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要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自觉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构建以城镇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社区治理体制。通过构建城镇社区现代治理机制、社区利益和生活共建共享机制、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机制、法治文化与人文环境建设同向发力机制,推进社区党建与依法治理实现规范性、功能性、结构性、统筹性融合。     

“两型社会”背景下权力运行与制衡机制的思考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近年来随着改革试验的不断推进，圈内城市在产业布局、区域经济结构、区域公共服务等领域逐步实现对接。在这一背景下，行政权力的运行遇到一些新特点和新矛盾，因此，     

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城市管理，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社区，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谐是城市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西宁市城区规模也迅速扩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资源分配紧张。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社会服务不断向社区延伸，这对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城市基层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探索在新形势下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举措和新方法成为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一项课题。     

治理视域下城郊发达社区共同体复归及其可能

城郊发达社区由于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的社会形态、人口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出现的本地居民大量向外流动,外来人口变动频繁,使得社区"共同体"具有外在建构性的特点。文章首先通过对佛山南海区G社区共同体营造的经验探索,发现治理视域下城郊社区共同体复归的实现,关键点是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其次,合适的执行方式能有效地实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     

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及其调控思路

北京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是北京经济发展和中国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的必然现象;中国现在各方面改革的大环境,已使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行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城市人口规模应当与城市其他构成要素相互协调,城市才能健康发展;人口规模过大只是北京目前在城市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如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土地资源短缺问题等)的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不协调,城市管理的低效率和政策、体制方面的不配套;因此,解决或缓解上述城市发展中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进行调整,通过调整增加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绝不能只单纯用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解决。     

试论行政权力规范化与廉政

廉洁政府是任何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 ,任何国家都力图使公共权力严格地执行公意。然而 ,由于权力本身作为一种支配和控制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特殊力量 ,在其运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社会、国家公益与私利的矛盾 ,在其运行过程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地 ,不同程度地被权力执行者的私利侵蚀。腐败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违背 ,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价值失范现象 ,是对国家公共权力机体的侵蚀。廉政则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严格尊从和执行 ,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运作 ,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机体公益功能的维护。因而 ,廉政建设的核心和本质问题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化。     

权力控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途径

基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本位”之假定,我们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野,认为职务犯罪是“权力——权利”结构性失范情况下的权力“异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控制,这可以通过人治来完成也可以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和社会二元化互动关系使法治模式成为最可靠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达至对权力的控制:一是实现社会自治,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建立法治国家,以法律约束权力。本文最后,基于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较为具体的法制化建议。     

社区居委会变革路径的解读和战略探析——基于战略管理视角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的基层自治组织,其两种主要类型——城市社区居委会和转制社区居委会,皆在现今遭遇性源质偏离、职责重合、制度不全的瓶颈。社区居委会未来变革的对策是:居民导向,通过合作协调满足民主诉求;整合资源,强化内部能力;职称剥离,强化外部控制。     

城市社区治理途径的探索——以长沙市天剑社区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许多由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公共组织来承担,而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街道办事处显然不能担负这样的重任,那些改头换面而来的社区也不足以承担。应该说,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实现社区的居民共有、居民自治、居民共享、培养社区的企业家精神,使我国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由街道办事处制度向建设服务型社区转变,是维护并促进社区整体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选择。     

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

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在新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引发了一些现实难题。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型(政府领导型)逐步过渡到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合理定位社区职能,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居民的主体性,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城镇社区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创建和谐城镇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对推动城镇稳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城镇社区管理面临居民参与度不高,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管理混乱,地方政府部门职责不明等困境,改进城镇社区管理需要从居民自治全员化、非营利与营利组织监管全面化及地方政府部门职能制度化几方面着手。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途径的探索——以长沙市天剑社区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许多由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公共组织来承担，而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街道办事处显然不能担负这样的重任，那些改头换面而来的社区也不足以承担。应该说，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实现社区的居民共有、居民自治、居民共享、培养社区的企业家精神，使我国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由街道办事处制度向建设服务型社区转变，是维护并促进社区整体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基于空间权力视角的分析

考察新型城镇化有许多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方法。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新型城镇化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的空间重组。在城乡社区的空间权力关系上，追求城乡平等发展权；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层级关系上，尊重地方的自主发展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维护公民权；在全球化霸权与民族国家主权的权力关系上，提升城市竞争优势，争取城市发展的话语权。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适时转变和不断优化，以及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及其与空间的良性互动。传统城镇化的突出问题正是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的错乱和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失当，包括政府职能的“越位”与“越权”、“缺位”与“失权”、“错位”与“乱权”。新型城镇化依托顶层设计，合理分权，构建府际政策协调机制；利用市场力量，简政放权，建构政府与市场合力机制，构建官方一民间合作机制；扩大公众参与，还权于民，建构官民合作机制；提升城市竞争优势，争取话语权，构筑国际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