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美国单边主义笼罩下西方同盟体系的嬗变--九一一后日美同盟与德美同盟的比较研究

九一一后,在美国国内及其主要盟友的支持下,美国支配和塑造世界政治的能力骤然上升到近年来从未有的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美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西方同盟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美国支配世界的能力也大不如前。本文选取美日、美德两个同盟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讨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因素,最终导致日、德两国对西方同盟体系采取不同的政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西方同盟体系必将发生进一步分化,美国的霸权也决非没有界限。     

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对双边同盟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并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及其实践

"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政党邪恶观"到最终的"政党工具论"。这种转变是基于《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日本政党政治活动活跃这一前提。随着政党政治观的转变,伊藤在宪政实践上对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从宪法颁布之初特意在宪法文本中避谈政党和对政党政治进行压制,到之后因政治需要对各大政党妥协,再到最后创建"政友会"。他的政党政治观和实践的转变对于近代日本政党政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伊藤博文的清朝宪政认识

通过对戊戌变法运动的亲身考察,一方面,伊藤反对清朝改革急切冒进,主张进行合乎秩序、循序渐进之改革,希望清朝最终建立立宪政治;另一方面,伊藤认识到清朝多年之积弊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且处于列强环俟之中,面临列强瓜分之危机,改革之良机已错过,仅依靠腐朽的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难取得成功。伊藤对清政府建立立宪政治的前途抱持怀疑态度。清末新政之际,随着伊藤对清朝宪政运动的深入了解,他进一步认识到清朝建立立宪政治的困难性,深感清朝立宪政治的建立并非易事,受各种因素制约,成功可能性极小。甚至相反还会由此引起国内动乱或革命,导致政权倾覆。连日本亦受其波及,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动。     

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

冷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面临各种直接或间接因素的制约,而美日同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为日本安全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同盟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内在地限制了日本作用的发挥,使日本基本上没有机会实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谋取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企图.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     

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CSSCI

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与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冲绳基地战略价值的变化与美日同盟的转型CSSCI

冲绳美军基地是美日同盟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维持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在70多年来的历史中,冲绳基地及其驻军的规模、结构和任务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其战略价值始终受到重视。围绕冲绳基地的争议集中于海军陆战队,美国计划将其大部移驻关岛等地,日本则担心此举会削弱美军威慑力。近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先后转向反恐战争和大国竞争,其基地政策随之走向分散化、小型化,冲绳基地的战略价值和美日同盟的分工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应对所谓导弹威胁是美军的首要关切,美日会否在冲绳部署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同盟关系变化对韩朝关系的影响

朝鲜半岛分裂伊始,南北双方就陷入了安全困境,不得不追求一种依存性的安全保障,即借助与大国结盟来取得军事优势。在有关朝鲜半岛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有美国的参与,形成美日支持韩国、中苏支持朝鲜的二元对立格局。纵观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发展,同盟的作用力,既可以有力地促进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可以阻碍、中断半岛的和平进程,甚至让半岛继续长期处于分裂的对峙状态。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美韩同盟再定义:一种联盟理论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韩关系出现了诸多松散和变动的迹象,然而传统的联盟理论似乎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也只是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借助于“利益平衡”与“安全平衡”的双平衡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点,从而构建一种“威权式联盟”(authoritative alliance)的理论,并力图以此对美韩同盟当前的演变形态与重新定义的基本方向做出初步的理论分析。     

不对称同盟与韩国的反美主义

韩国与美国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军事同盟关系。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应韩国的强烈要求,美国开始在韩国长期驻军。民主化后,韩国的反美主义日益高涨,直接针对韩美军事关系,出现了要求驻韩美军撤出的呼声。韩国人态度发生转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激发了韩国人空前的民族主义,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与民族主义相冲突,导致一些韩国国民对韩美不平等关系的不满日益增长。尽管韩美两国也试图对双边关系做出调整,但这种调整未能满足韩国人的心理需求,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满。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