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腐败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关注,研究如何将政府反腐败成果转化为公众对政府清廉环境的正面认识。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并不必然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腐败感知水平。研究利用广东省GZ市和JY市两地级市市委书记被调查的契机,结合2014年广东省清廉指数调查的主观数据,进行了一个探究腐败感知度影响因素的准实验研究。通过倾向值匹配发现,在短期内,反腐败力度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的腐败感知水平,反而导致公众腐败感知水平平均2.3分(范围0-100)的增幅感知水平。该发现在理论层面增进了人们对腐败感知影响因素的知识积累,回应了公共管理学的经典问题:绩效产出与绩效结果之间是何种关系。同时,在现实层面,则回应了外交部与透明国际关于中国2014年清廉指数得分下降、排名骤跌的争议。     

腐败治理提升政府信任：新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形成反腐败高压态势。党的二十大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重要性。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研究腐败治理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后发现，腐败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同时，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腐败治理对政府信任的正向效应更高，互联网能够强化腐败治理对中央和区县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以期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合法性实证依据，为各级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提供一定启示。     

公众舆论与量刑政策:影响模式和参与机制

当今社会的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获得公众对量刑政策态度的方法有多种。公众一般倾向于认为量刑政策过于仁慈,刑罚裁量过于宽缓。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刑罚裁量的重要信息来源,因而公众对刑罚裁量的了解并不准确。近年来,公众要求国家制定量刑政策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而公众舆论对量刑政策的态度存在各种可变性。各国量刑政策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兼顾公众参与但又不过度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公众舆论对刑罚裁量准确态度的中立性咨询机构,乃是明智之举。     

突发性责任事故的信息搜集与披露——基于央地信息沟通的视角

当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为避免被追究在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地方政府经常向中央隐瞒信息。一般认为,加强对隐瞒情况的调查并施以较大力度的惩罚,能减少地方政府的隐瞒行为,使其向中央汇报更多信息。但如果将地方政府需花费成本搜集事故信息这一情况考虑进来时,惩罚隐瞒又会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呢?论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信息搜集策略和搜集到信息后的披露策略。研究发现:在一个较大的惩罚力度下,尽管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的行为较少,但它搜集信息的努力程度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获得的信息量减少,最终汇报给中央的信息反而更少。因此,在制定对隐瞒行为的惩罚力度时,决策者应考虑惩罚对信息搜集的负面激励。     

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对政府责任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

论文从公众感知视角,整合了原因属性分析、责任推断等归因过程,构建了公众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感知模型;并通过情境模拟实验,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共危机事件后,(1)相对于政府内部归因,外部归因会弱化公众对政府责任的感知;(2)在政府内部归因中,相对于将危机事件归因于政府部门道德缺陷,归因于政府能力不足更有利于弱化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3)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可控性越高,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越强;(4)公众对政府社会责任的感知越强、对政府的认同度越高,则对政府责任的感知越低;(5)受害方共谋关系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责任感知;(6)危机事件越严重,公众对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感知越强。这些发现当有助于促进公共危机和公众感知的理论研究,并帮助政府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公众腐败感知与腐败的民间传说——基于C市城区公众腐败感知调查的一项研究

作为腐败量度的重要方法,腐败感知及相关的腐败印象指数常被广泛运用,但公众的腐败感知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传说,具有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特性,而并非亲身经历的腐败事实。通过腐败感知可以量度"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基于C市城区居民925份问卷调查的数据,确认了"腐败传说"的存在。但不同于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腐败传说"与其观念持有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并无明显的相关性。有无遭遇腐败的亲身经历则与腐败感知、反腐败成效感知呈现出显著相关性,有腐败经历者对腐败普遍水平和严重程度的评价更高,对反腐败成效的评价更低。反腐败工作致力于降低腐败发生率并因此降低民众遭遇腐败的概率,应为关键,但并不足够;通过各种措施降低"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本身亦应成为反腐败的努力方向。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公众的体验及其改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公众对其具有良好的体验,公众体验包括信息获取体验、信息真实性体验和利益相关性体验三个方面,分别以政府的行为态度、制度技术和价值取向为保障条件。但当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中态度消极、制度及技术落后、价值取向偏失却导致公众时常产生负面体验,严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应通过改善政府态度、健全相关制度及采用相关技术、纠正政府的价值偏向等措施,来改善公众体验,维护和增强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基于社会组织评估的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个体并非缺乏志愿服务动机,但信息不足阻碍了其参与意愿。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实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该过程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水平来发挥中介效应;且对于过去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而言,信息公开的影响效应更大。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缓解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还具有动员“沉睡”的志愿者的巨大潜力。研究结论直面当前志愿服务实践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拓宽了信息公开议题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的解释场景。     

监督“三公”经费还是要靠同级人大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天文数字的三公经费不透明,其中隐藏了大量的浪费和腐败,这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如科技部等,不仅率先公布三公经费,为各地方政府作出表率,这次国务院更明令地方政府向中央部门看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失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行政协议,是区域政府为克服行政区划障碍而进行合作的法律机制。区域政府间的行政协议,应当以区域平等为法治基础,是对话和协商的结果。行政协议的缔结,主要涉及主体资格、公众参与和主要条款等问题,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公众、公权与私权的界限,行政协议的履行,则涉及行政协议的效力、实施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协议不仅适用于区域政府间的合作,也可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之间纠纷的解决与合作。但是它的运用和发展,需要以行政协议法为制度平台。     

新加坡廉政建设经验及其借鉴

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前不久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的排名,新加坡已连续多年列为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之一,在亚洲是最清廉的国家。该国反腐败机制有四块基石：有效的反腐败机构。1952年,新加坡设立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负责调查公务人员腐败案件,直接向政府总理负责。该局十分精干高效,负责调查公职人员贪污腐败案件的只有88名工作人员,许多工作则依靠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完成。为     

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政策遵从意愿?

【问题】新冠疫情的发展使得公众对疫情信息需求剧增。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信息公开又通过哪些渠道与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对于引发不同遵从成本的防疫措施,信息公开对公众遵从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方法】作者于2020年2月3日至15日期间,借助线上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2 776个,使用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据。【发现】政府防疫信息公开对公众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公众的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呈现高成本遵从和低成本遵从两类,信息公开感知对公众高成本遵从的影响显著高于对低成本遵从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策理解和政策满意度两种机制影响公众防疫政策遵从意愿,政策理解的中介效应比政策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结论】论文的研究肯定了信息公开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指出政府疫情信息公开应保证公众对信息的获得性和信息的可理解性,同时应预先评估信息可能蕴含的高成本和低成本属性,应特别重视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技巧。     

资本视角下公众环保参与的培育

政府在环保利益维护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资本"提供者的角色,为公众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而环保NGO则补充了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不足,成为培育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渠道。本文从对个案本土NGO的调查研究发现,环保NGO目前陷入了身份受限、政府态度模糊、与民众的共同行动难以达成的组织困境。文章试从资本的视角来发现培育公众环保参与的可能性。     

美国耳号拨款项目透视

一般来说，美国从总体上说是比较清廉的。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监督体系发达，现在没有大面积的腐败；二是美国的腐败已经不是低层次的腐败，有的腐败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看得到。为委托人争取“耳印记拨款”过程中的腐败就是后面一种。     

国外对腐败的零容忍

腐败的容忍度问题,最近在国内成了热门话题,公众非常关注。其实,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待腐败始终态度鲜明,指出＂与腐败水火不容＂,＂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这就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然而,也不必讳言,尽管＂零容忍＂,但显然还没有真正做到对官员＂芝麻小事＂的＂无情打击＂。     

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监狱服刑人员卷)

通过调查,了解监狱服刑人员对刑讯逼供的认知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受访的服刑人员对于刑讯逼供的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不容乐观,其中偏低的受教育程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受访的服刑人员相对于普通公众更倾向于反对刑讯逼供;遭受过直接刑讯逼供的服刑人员相对于无此遭遇者更倾向于反对刑讯逼供,其对法院审判、司法现状、司法人员的文明程度更倾向于作出否定性评价。通过分析找出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反腐倡廉：公众参与的力量

十八大后，短短一年多，数十名高官落马，中央反腐决心清晰可见。叫好的同时也要警醒，决心能成就一时之效，完善制度方可长治久安。反腐不仅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反腐需要动力和制度建设，而公众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反腐倡廉工作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次运动，而是要扎根于社会，根除腐败的社会土壤。因此，反腐倡廉根本出路是鼓励全民参与。“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充分实现公众的表达权、监督权，人民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才会提高，反腐成效才能提高。同时，反腐倡廉取得成效的根本标志是清廉文化扎根在全民心中，整个社会形成“人人不贪，人人反贪”的好风气。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官员从“不敢贪”向“不愿贪”、从“不愿贪”向“痛恨贪”转变。各种形式的腐败就如同在云开雾散、太阳普照之下的黑暗一样彻底消失。     

房地产调控中克服地方政府“执行失灵”的法律机制构建

我国目前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的失灵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在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执行者角色时，出于抓住“土地财政”不放和政绩考核取巧的动机对中央的调控举措执行不力的“执行失灵”所致。克服的思路是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和征收房产税，为地方政府在现行收入体系中增加替代的稳定收入来源，削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财源依赖以及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人性把握角度着手，将房地产数据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建立问责制，形成制度的组合拳。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浅析政府腐败问题

在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严厉打击的现状下,腐败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以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模型来简单分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消除信息不对称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