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人们的行贿意愿会有怎样的差异?受到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行贿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廉政合作治理具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涵义?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019年在香港与大湾区A城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不同地区相异的社会条件下的行贿意愿差异提供了分析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行贿场景所预示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市民行贿的意愿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受到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社会条件不尽相同、而经济和社会交往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抑制跨境贿赂是廉政合作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市民社会与法治

一　市民社会概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解释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表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曾使用过这一术语 ,一般指资产阶级社会 ,有时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恩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他们写道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 1〕另据日本新法律学辞典解释 ,市民社会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共同体。是与根据权力原理所统治的国家对立的概念。…     

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容忍义务:相邻权扩张与限制的基点——以不可量物侵扰制度为中心

容忍义务是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一项基本义务,其中心意旨是解决相邻权的扩张与限制问题。为了破解"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火而产生的烟与因奶酪作坊而产生的烟在法律效果上为何会存在区别"这一罗马法时代的难题,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的立法、判例与学说均做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共同催生了容忍义务规则的产生。借助于对"相邻"、"国家规定"等概念的体系化解释,容忍义务规则在我国物权法上的体现,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法用权利和义务的衡平方式来调整纷繁复杂的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由于立法上过于原则、分散而隐晦,需要在司法运用上准确把握容忍义务规则适用的情形、侵扰的合理性与特定情形下受侵扰方的补偿请求权。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到底有无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到底需要具备哪些因素?市民社会与国家是怎样的关系?所有这些与我们所倡导的民法到底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民法能否在中国真正的生存扎根下来?这些问题本人在近段的学习和看书过程中是最为感兴趣的,现就其中部分问题加以简要的论述。     

“上海市市民法律素质抽样调查”的统计分析报告（下）

六、上海市民对法制宣传工作的评价和建议在这次“法制宣传与上海市民”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对上海市16个区3200名市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问卷的最后一题是向上海市民调查“您对我们普法工作还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上海市民对普法工作要求和建议做了回答的有1815名市民,占被调     

公职人员利用“影子公司”实施职务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和治理对策

近年来,贪腐类行为逐渐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并由此衍生出“影子股东”等隐性腐败和利用“影子公司”进行职务违法犯罪的问题。在“影子公司”类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有的隐藏于幕后,有的与利益相关方结成共同体,有的借亲友之名实际操控,该类职务犯罪的成因既包括机制层面的不健全、不完善等外在因素,也包括行为人甘于被“围猎”的主观因素。当前治理公职人员利用“影子公司”实施职务违法犯罪需要多措并举,精准施治。     

谈我国廉政法制体系的转型

廉政,这是各国政府在自身建设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概观世界各国进行廉政建设所采用的法律手段,主要是在法律上明确设定国家公务人员廉政义务的方式,如设定公务人员不得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等等禁止性义务。同时,为了保障这些义务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各国的有关法律中设置了两种功能:一是追惩,即在法律所禁止的违反廉政义务的行为出现后,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二是预防,即在违反廉政义务的行为尚未出现之前,法律便对相应的行为主体——     

透视『学术象牙塔』里的毒瘤

近年来,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顶尖科研人员,接连传出因贪腐被调查的新闻.这些栖身象牙塔里的学界“牛人”沦为贪腐“老虎”,暴露了科研经费监管与科研体制中的诸多薄弱环节. 2013年10月29日,北京市某知名高校一名47岁的工科教授因涉嫌贪污科研经费出庭受审.这是自2013年10月24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专题询问后,媒体披露的又一位因贪污科研经费而走上被告人席的教授. 据观察,近年来,学术大腕、学科带头人、知名教授、系主任,甚至是候选院士——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顶尖人员,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传出被查消息.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

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最初使用来自于黑格尔,并对黑格尔的原有内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而作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葛兰西又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内涵.本文比较了马克思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不同观点,主要从市民社会的概念界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消亡等方面展开论述.     

白城政改,终生难忘的一票

过去在提拔干部问题上,总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有上级领导说情打招呼,也有下级官员的跑官要官。这些关系很复杂,处理不好也容易得罪人。民意否决制度让白城一位地方官大感轻松,他说:“凡是被民意否决了的,不管谁来说情,我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回绝或者说服。”     

我国法学论文数据库资源状况分析

学术论文是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学术研究最新动态,进行学术研究之最基本工具。本文对我国现有法学论文电子资源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法学论文数据库的具体情况,对我国法学论文数据库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并通过中外数据库的对比,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国外廉政立法的发展与特点

腐败是国家权力的伴生物。它是迄今为止困扰世界各国并危及政权存亡的痼疾，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关注并极欲铲除的社会公害。加强廉政立法是清除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已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很多国家在廉政立法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了解并借鉴这些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廉政立法，加速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廉政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廉政立法的产生与发展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国家官吏运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通过立法对腐败官员…     

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一定有毒吗?──关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师生对话录

编者按：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证据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实务问题。不仅司法人员应该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律师也应该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下面记述的是一位证据学者与其学生的对话。其讨论生动活泼，其讲解深入浅出，对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均有稗益。证明与查明：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教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证明的问题。我以前讲过，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我还讲过，证据调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查明案情，而且是为了证明案情。因此，证明是证据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证明呢？根据《汉语大辞典》上的…     

虚构:法律思维的必要之维--朗·富勒《法律的虚构》译后

对于朗·富勒的贡献,人们似乎片面地将他定格在“法律的道德性”问题上,其实富勒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贡献远不止于此,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同样是他毕生所关注的问题域,代表性作品有《法律的虚构》,……虚构是沟通概念与现实的桥梁,也是法律思维的必要维度。加强法律虚构理论的研究,对改变我们传统的政法思维、正确对待法律与建设法治国都十分有益。     

也是西风渐东土——《民法研究指引》的指引

《民法研究指引》一书作为日本民法研究方法的集成,在日本法学界受到极高重视,但此书诞生于20世纪末,其所介绍的论文写作方式与日本继受法学的阶段、司法实务以及学术研究的环境紧密相关。我国研究者借鉴日本法学的研究手法之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学术生产方式进行功能性参照,发挥我国的后发与主体优势,将不同研究方式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在凝聚研究共识、明确研究方向上深化努力。     

关于强制执行立法几个理论误区的探讨

在有关强制执行立法的学术研究中,不仅学术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一些不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些方面,还从理论认识的角度把强制执行立法的学术研究引入了误区。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死魂灵》的形象体系和思想倾向——从外国文学教材中的有关问题谈起

1979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简编》,是建国以来系统论述外国文学的好书,其学术价值和对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的贡献,毋席赘言。但它们关于《死魂灵》的分析和评价,有些问题似可商榷,今不揣谫陋,以就教于前辈和同志们。这些问题关涉到鲁迅的一段言论。他在翻译《死魂灵》过程中,由于受到他所接触到的     

解读检察体制改革之难

从一个关注司法改革的学者的角度看,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当司法改革成为我国整体改革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法院制度的改革似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在涉及到法院的问题上,近年来法学界翻译了不少国外作品,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一次又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地举行,实务界与学术界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整体上看,在有关检察制度的问题上,学术研究却显得不是那么活跃,成果也没有那么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