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权

精神病强制收治涉及医学及法律相关问题。作者认为,为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应对精神病强制收治运用法律加以规制。为维护人权需以法律规范精神病的鉴定,防止其滥用。     

精神病人强制收治制度之思考

本文指出现行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缺乏严格的法律程序保障,导致正常人被错当成精神病人被强制收治;应建立和完善强制收治体制,规范强制治疗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精神卫生法》对“被精神病”现象规制之评析

摘要在防止“被精神病”问题上，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围绕“送、诊、治”三个环节及再次诊断和鉴定等程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其深入剖析，提出进一步完善强制送治制度、诊断制度、强制住院治疗制度及出院制度的建议。     

上访者“被精神病”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

出于维护稳定,凸显政绩等原因,某些基层单位将偏执性上访者作为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事例时有发生。实质上,病理学上的精神病与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截然不同。作为遏制长期上访者措施的创新,"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恰恰昭示了政府服务理念和角色的不适应,行政权力的监督无力以及精神卫生统一立法的滞后。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

为了解决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我国需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不需要重复规定精神疾病的医学诊断标准,但需要确立一个能使现行医学诊断标准和治疗护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的正当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应当依据国际公约《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或者依法设立的具有司法机关性质的独立主管机关才有权宣判精神病并决定是否需要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同时,应当承认精神病人始终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主体资格和权利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为自己正名的诉讼权利。对正常人恶意进行强制医疗的,应当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社会压力日益加大,我国各种精神疾病发病人数也在不断上升,精神疾病患者的增多,导致了各地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威胁人们生命安全事件屡有发生。有资料显示,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做的一次统计:2007年1-11月份,哈尔滨市共发生精神病患者制造的重大刑事案件50多起,其中杀人28起,纵火9起,重伤害16起。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

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性质不清、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适用程序缺失等问题,致使这一制度的现实运行缺乏程序保障。构建科学、完备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既符合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利于发挥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之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的启动、法庭审理以及裁判和救济等基本程序作出规定,以实现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和诉讼化。     

试论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及其立法现状

对于精神病患者,所采用的是强制医疗,这样的一种措施是一种限权性的,这样子做的目的虽然能够维护社会公共的安全以及得到人权保障,但是同时对于强制对象的个人利益是非常容易得到侵害的,因为,无论是从国际立法还是理论上的一些危害性预防,在我国现有的一些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实践的结果上来看,对于我国的精神病患者医疗制度都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制度,从而来解决多数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康复,有的关闭家中,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危害社会治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的重大问题.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

＂强制医疗程序＂的＂社会防卫功能＂,不仅受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和接受过治疗精神病人社会危害性的抑制,还会因＂被精神病＂现象而打折扣。破解此困境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参照《精神卫生法》,将涉嫌犯罪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非自愿性住院治疗＂范围;二是增加精神病治疗资源投入,强化＂强制医疗＂适用与解除的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堵塞《精神卫生法》中＂非自愿性住院治疗＂的漏洞,防止其成为＂被精神病＂新生代的寄生区。     

精神病强制医疗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平衡

精神病强制医疗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及隐私权等之间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我国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关于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立法经验,对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制,冀以实现精神病强制医疗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不妨从少些“被精神病”惨剧做起

郭红、徐林东、朱金红……尽管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有着种种截然不同的差别，然而他们却都有着一段相似的经历，那就是曾经“被精神病”过。他们是普通人，却有着并不普通、甚至是有些耸人听闻的遭遇，然而正如同他们的普通一样，如果相关法律制度和医学领域对精神卫生问题延续这种长期制度性缺失，那么他们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从“被精神病”事件论我国强制医疗法律关系的构成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法律规范，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治疗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那些被经过规范程序收治的“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彼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索赔难，成为一个引人关注显著的社会问题。本文就强制医疗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各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如何平衡维护各万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做以论述。     

反思精神障碍强制医疗的“危险性”原则

很多国家精神卫生立法在强制医疗人院标准方面都适用了“危险性”原则,我国《精神卫生法》也在其列。然而,“危险性”原则是基于三个错误的假设,因此实际上“危险性”原则可能会增加精神疾病对患者的伤害和较大程度增加社区危险的风险。本文呼吁参考Large及Richardson的观点及美国部分州与苏格兰精神卫生立法的实证经验,在“危险性”原则基础上补充“拒绝治疗的能力”评定作为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入院标准。     

商界大腕“被精神病”

董事长“被精神病”为前妻“算计” 今年49岁的汪闻桦，是河南省酒类销售的大腕。在业内，汪董事长一向以智勇双全著称，然而就在2012年的夏季，他成为一个绝对“黑色幽默”的主人公。     

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从强制缔约看“打车软件”的法律规制

对新技术的规制不能脱离法治轨道。打车软件的规制实践无法回应公众质疑的现实暴露出缺乏私法理论支撑之单纯行政强制管制的不足。打车软件加价功能违背了出租车承运服务强制缔约之价格强制义务,而弱势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熟悉使其丧失了平等缔约机会,违背了强制缔约实现契约实质正义的制度初衷。占用公共资源之新技术的推行应使全体公众受益,更不应成为违反既有制度的手段。面对挑战,对打车软件因噎废食地绝对禁止或毫不干涉地放任均不足取。应取消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以规制司机的任意加价行为,发挥价格在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作用;同时将打车软件与声讯电召平台对接,提供多元供车途径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缔约机会,进而真正实现契约实质正义。     

杜绝“被精神病”不是《精神卫生法》的全部

酝酿了2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获得了原则性的通过,其中涉及的杜绝"被精神病"的内容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对于"强行收治"、"非自愿入院"等争议多年的焦点议题,三审稿保留了一审稿、二审稿所作出的突破。其中规定,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制;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应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以医疗机构作出的"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在所有行政权力中,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就是行政强制权。就国内的现状,过去和现在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行政强制权的滥用。《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范政府行政强制行为,彰显了“法治”性,“契约”性和“人本”性的价值取向。     

论精神病人的民法监护——以民事强制住院司法实践为视角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关于精神病人强制住院的立法都直接与广义上的监护法律相联系。监护制度在保护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精神障碍患者的身心安全和提供必要的住院及医疗措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关于精神病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较为简陋和滞后,导致了实践中,特别是在涉及民事强制住院措施适用时,很多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和健康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照管,甚至受到严重侵害,由此引起的医疗纠纷和诉讼也日益增多。在此试图对我国精神病人民法监护制度进行解构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病人监护制度和维护精神病人健康权益提供一些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