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2012年的刑诉立法中得到修改,此次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辅助性标准。通过理解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涵及要求,如何合理、熟悉地将这一标准运用到司法实践活动中更显示其至关重要性。同时,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司法实践活动实际情况的证明标准体系。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反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以人的"主观状态"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仅无法解决困扰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问题,而且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证明标准应当以人的主观推理活动为基础,揭示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结论唯一性"标准虽然揭示了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但是却违背了刑事证据推理的规律;而"概率标准"不仅存在理论上的"悖论",而且也无法解决概率主观认定的随意性问题,同时还忽视了概率和证明力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事实认定者排除每一个辩方提出的或者自己推理出的与无罪相一致的积极怀疑的过程,并由此得出有罪解释是当前唯一合理的结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     

如何运用经验法则审查证据排除合理怀疑——以阿杜·艾瑞克诈骗案为例

诈骗罪案件中经常需要审查具有一定证据支持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经验法则通过常识、常理来判断,如果被告人辩解漏洞较多,且在关键事实上与掌握的证据相左,那么就应当运用经验法则排除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践把握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司法现实中,由于证明标准并非绝对精确,法官受自身认知能力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犯罪事实之认定可能突破该标准的约束,同时法官的道德因素也不容忽视。真正实现排除合法怀疑的证明标准作用,必须构建良好的司法环境。该环境不但要求法官高素质,而且要求法官能独立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法官必须履行心证公开的义务。     

论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逻辑

排除合理怀疑是美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所应遵循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主体在宗教方面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对事实的评议;刑事诉讼法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程序、制度对排除合理怀疑产生影响;排除合理怀疑中"怀疑"一词具有宗教性。美国法院允许事实裁定者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过程中合理地考虑宗教因素。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排除合理怀疑写入了法典。对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质,把握其内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验与教训,形成具有我国语境特色的实际操作细则。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 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对公诉质证的新要求

质证是法庭调查的重要程序和内容,质证问题是衡量公诉案件质量的核心问题。公诉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检察机关、辩护方对所出示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确认是否作为定案依据的诉讼活动。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三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应当符合以下     

后果论视角下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的分析

在疑案判决中,法律程序中的事实探知无法独立于对裁判后果的考量,"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尺度应该体现司法决策在准确性与效益性之间的均衡.道义论的进路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过程正当化的虚饰手段而使其沦为模糊不清的道德话语,而后果论的进路则将其作为错判风险的分配机制使之转化为可操作的证明技术.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经济学公式,错判风险的情境性考量要求证明标准的层次化表达和类型化解释,这也体现了法经济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互通之处.     

抢劫案中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以左某抢劫案为例

[基本案情]2012年某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左某驾驶马自达轿车至某市东城街道巴黎王府第宾馆的小巷中,见被害人涂某独自一人行至该处时,犯罪嫌疑人左某对被害人涂某实施言语威胁、殴打等暴力行为,被害人涂某在与犯罪嫌疑人左某拉扯中逃跑后左某拾起疑似手机物品离开。一、本案的相关证据根据案卷,证明左某犯罪的主要证据有:(1)犯罪     

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 ,但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应否对其进行定义 ,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争论非常激烈。对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当前 ,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 ;二是司法实践中对其界定相互矛盾 ;三是缺乏可操作性。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证明标准是学界和实务界历来研究的重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功能。由于其存在适用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因此准确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等是较为可行与有效的。     

“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6条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部分。本文梳理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并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探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引入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等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