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农村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浙江乡村治理以"公共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贡献与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旨在构建"公共性"治理规则的、讨论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问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的成就、困境与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各地陆续建立,乡村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与乡村治理有关的研究也已开始。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把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并且对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论,能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有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内蒙古科左中旗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让广大农牧民受益的有效途径。面对新形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乡村治理建设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加上自然环境、社会基础、民族特色等的影响,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为例,在了解科左中旗基本概况的基础上,针对该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建议。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探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治理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机制,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治理由来已久,但是过去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合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地的没文化的人,所以现代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究对于农村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试从乡村治理的现状出发,探究新的出路。     

建构中国特色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有效引领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是,乡村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构建适应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是应对当前乡村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显得迫切起来。     

农村低保：新式乡村治理手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这项重要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转换成为乡村干部对乡村秩序进行规范与整合的治理手段。     

乡村威权型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乡村威权型治理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对于解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治理困境,较之其他相近的概念,似乎有更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为实践层面的乡村威权型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样态和体制实态。集权型政治传统的深层影响、执政党在革命年代的领导体制及其行政范式的余风、人民公社全能体制的历史惯性等制度性资源和政治遗产是这一体制的主要成因。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以政治意识为视角

乡村振兴是党推进"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其实现必然要通过治理现代化来推进。治理现代化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政治意识,对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依靠的资源和力量。文章通过对政治意识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关联性分析,通过培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意识,提升农村治理,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意识共识。     

嵌入式治理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应用逻辑与运行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嵌入式治理能够运用到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其内在逻辑源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权力运转的双向性、社会内部的自主性、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国家权力运行的渗透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乡村社会的现代建构过程需要寻求国家权力嵌入与乡村社会的反嵌入之间的均衡。嵌入式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强调和重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融合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善治和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与经验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演进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乡村治理自我探索时期、乡村治理制度化建设时期、乡村治理组织化建设时期、农民主体能力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国家整合时期。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蕴含着鲜明的中国经验:(1)中国政治体制优势下的国家高位推动;(2)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3)遵循试点到整体的渐进性改革路线,构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角平衡格局。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实践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线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调整与实践基础

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塑造乡村治理结构的双重维度。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复杂时空条件限制了乡村治理体制扩张的治理效能,进而激活了一线治理的场景。一线治理是直面问题、回应群众的治理形态,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本位,并呈现为富有弹性的治理结构。沿着党群关系脉络,一线治理突破了村庄治理单元并深入乡村治理体制,奠定了治理机制调整的实践基础。根据体制位置的层级差异,一线治理面临不同的体制约束条件,并产生了灵活的治理机制调整方式,因而具有政治整合倾向。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线治理弥合了科层体制的治理缝隙,促进了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协调联动,维系了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为此,需要着眼于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基于"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体制稳定性与机制灵活性的辩证统一,稳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传播及其模式探讨

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探讨外,乡村社会中特有的底层干群关系及其人际沟通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种治理方式与沟通途径.本文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中体制内外的精英与农民之间沟通博弈与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正确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将有利于突出和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近十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评述

近十年来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乡村治理的主体类型、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乡村治理的对策等。乡村治理研究具有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现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