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需均衡博弈而非刻意回避

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委员程达建议，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应建立适度回避制度，避免部门利益“被塞进”法律法规，以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摘自2010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     

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对利益博益需要正确定位。规则化的利益博弈最重要的环节是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立法博弈在根本上体现的就是民主参与的价值理念。立法博弈需要打破部门立法,扶助弱势利益群体,构建利益博弈的平台。我们要努力规范立法利益博弈,但对立法博弈也要全面看待。     

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化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在我国国家职能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存在突出的问题。较为典型的是行政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化倾向。本文主要从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化的成因、带来的影响及对其扼制对策研究这几方面进行探讨。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分析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为了有效地避免实践中不当利益法制化的倾向,某些地方出台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相关规定。但是,本文却认为该制度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予以了分析。文中在第一部分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接着又从价值本源、可行性、合法性等方面分析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最后,本文从问题解决的角度提出了现行框架内避免不当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有效方式,从而完整地论述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问题。     

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

政府部门立法或人大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政府部门往往会将自身权利最大化、自身义务最小化，把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夹带进来，从而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当前相关的立法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容易导致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协调，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一致。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其必然又带来中国立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法律法规公正、集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遏制“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拓宽法律法规起草渠道、规范法律审议程序、立法公开透明化等具体措施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人类实施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因素,利益表达是利益实现最首要、最重要的环节。利益表达作为立法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决定了立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行政立法中畅通的利益表达,能够缓和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     

警惕部门利益“私货”塞进法律

随着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目前地方立法正成为公共管理的热点。然而，在地方立法热的背后，却不同程度地夹杂着追逐部门利益的“私货”。针对此．云南省政协委员程达日前建议，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应建立适度回避制度，以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警惕部门利益“私货”塞进法律

随着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目前地方立法正成为公共管理的热点。然而，在地方立法热的背后，却不同程度地夹杂着追逐部门利益的“私货”。针对此，云南省政协委员程达日前建议，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应建立适度回避制度，以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立法应当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着一些不适时、不衔接、不和谐、不合理等问题,思想观念方面的误差,立法体制的影响,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此,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法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同时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使我国的立法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略论政府立法中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防范机制

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成为破坏法治、侵害公共利益的毒瘤。科学的防范机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对立法理念的统领;应推行立法方式的改革,构建合理的公众与政府部门利益的平衡机制;应健全政府立法协调机制,增强立法协调能力;应建立专业人员和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的违法评价机制。     

许可是对禁止的解除——论行政许可立法中的“谦抑性”

“谦抑性”在法学研究中通指为刑法应具有的价值取向。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一书中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法(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我们认为,刑法的这种价值品性与行政许可法立法的价值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换言之,行政许可立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包含了“谦抑性”,并通过具体法律…     

论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视角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制度存在民主性不足,透明度不够、拘束性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完善行政立法公告程序、建立公众行政立法动议权制度、完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成为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一项从立法上保障公民获得由政府机构拥有的文件和信息的权利的法律制度：由于这项制度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密切相关，因而被许多国家视为民主政府的基础：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看，信息公开立法在促进“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立法工作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 ,从立法宗旨、立法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的立法工作。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法律是按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政府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意志办事。政府立法要体现行政公正、行政公开和行政效率的原则。政府行为只有公正 ,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行政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责任、建立监督机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论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实现——以立法中利益博弈为视角

我国的立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全体劳动人民都是立法的主人,立法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各方利益博弈在所难免。农民工群体由于其弱势地位,在利益博弈中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倾斜,以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亟需的社会稳定大局的维持。     

中国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完善措施——以贵州人大立法听证为研究对象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不断推进，立法听证制度已逐步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的确立与实施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立法听证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贵州就是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然而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地方人大立法听证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需要通过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寻找和弥补自身的漏洞，从而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予以完善。     

破解“执行难”之立法探析

司法权威的树立有赖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院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损害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执行难”是各级法院特别是广大基层法院面临的共同难题,破解“执行难”顽疾需要“内外兼修”、在加强执行队伍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执行程序相关法规将改变执行由法院单打独斗的格局,使被执行人由被动履行义务转为...     

“人大主导立法”原则下的立法体制机制重塑

"人大主导立法"是指在立法中应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人大主导立法"既是党的重要主张,也已成为一项立法原则,是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强力回归。而要贯彻落实"人大主导立法"原则,则需要对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的相关方面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重塑,包括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定位、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常委会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大与政府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以及人大主导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关系机制重塑。     

立法中的行政部门利益——以《邮政法》修改为例

正当你越来越多的发现私人快递的便捷和廉价而渐渐疏远了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邮政局的时候,也许某一天早晨会突然发现大大小小的民营快递公司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你则不得不回到去邮政局排长队的日子。改变这一切的或许就是正在修订中的新《邮政法》。2006年8月,新《邮政法》草案第八稿静悄悄的出台了,这部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却不愿以真面目示人的法律草案活生生的折射出充斥在中国立法中的行政部门利益。那么,就让我们来探个究竟吧。     

权力腐败的立法规制

腐败是自古以来，在全世界范围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疾苦。重则危及政权，所以反腐败已成为历史性、全球性的课题。因为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腐败就是利用权力以权谋私。但拥有权力只是存在腐败的可能。而不是腐败的必然。如何抑制腐败。从可能转为现实，都是由每个国家所投入成本与注视的程度决定的。本文着重分析权力腐败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