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对西方权力制衡理论下的腐败治理浅析当代中国权力制衡与反腐败

权力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具有强制性和绝对性,因此两种特性的存在,容易使人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特权思维,而占有欲和特权思维的极端化必然导致腐败滋生。为了防止腐败,必须进行权力制衡,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通过分析权力制衡理论的发展进程,借鉴西方国家腐败治理的现实经验,从而对我国的腐败治理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权力异化及其治理

腐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毒瘤",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异化。权力腐败与公共权力异化互为表里。消除腐败,就必须有效治理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有效治理公共权力异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工程,既要科学设权,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又要改良权力运行的土壤,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更要加强权力主体的自身建设。消除腐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呼声,也是我国构建和谐政治体制,建构和谐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根本前提。     

权力、市场与城市治理

城市是"城"加"市"。同样,城市有以"城"(权力)为基础的治理,也有以"市"(市场)为基础的治理。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是权力、等级、封闭型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是自由、平等、开放式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城市治理以对人的治理为基础;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以对住房的治理为基础。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也可以从封闭走向开放,并给自由和繁荣提供充分的空间,也会从开放走向封闭,并制约城市内在的自由调节能力,使得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城市需要治理层次的治道变革,而不仅仅是策略层次的治道变革。     

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动力、策略及其效应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问题是观察与理解中国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视角。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具有三重动力,即客观环境的机遇与压力、利益驱动的"理性人"特征、权力自身维持与强化的本能。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选择比较复杂,可以从村庄体制内精英与村庄体制外精英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对于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秩序构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     

权力制约与监督视角下高校治理中工会的作用

优化权力结构是当代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然而,当前高校普遍存在权力重心偏高、权力运行失衡的现象,因此,理顺权力关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成为加快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工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能协调了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及其他利益群体权力,使权力分配趋于合理化结构,促进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有效提升高校工会在学校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加强工会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职能,有助于健全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对于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本质解析、现实样态与优化路径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制度功效主要在于规制与赋能。既有研究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本质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虽内含“公开栏”“说明书”等外向功用，但从创设初衷和创制过程考虑，更侧重发挥“正衣镜”作用，宜定性为党建引领和行政指导下的村级组织自制规范。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有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实践中凸显了多重张力，为此，需要在提升环境适应性、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明晰主体角色定位等方面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以优化。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运用“参与式治理”有效杜绝权力腐败

准确理解和运用"参与式治理",充分赋权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资源,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之间协调、监督、合作,形成和谐社会的政治管理机制,从根源上有效遏止与杜绝权力腐败。     

高校腐败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均衡性

高校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内部的权力存在及其结构状态。我国高校的治理路径是由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宏观制度选择和决定的,故而组织场域的同形导致的大学内部权力配置失衡以及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直接外化为高校腐败与政府腐败呈现出高度一致。从高校内部权力配置入手,在准确把握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强化权力的制约与均衡,保障权力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运行,是实现高校腐败有效治理及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和谐治理:公民权利与社会均衡机制的建立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敏感性的突发事件的频发,公民利益诉求困难、公民权利表达缺乏途径,使得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主体,因社会结构的层次分化走向多元共治的转变。重视公民权利及公民利益的表达,规范制约政府权力,建立行政程序制度、社会协商制度、提高人大代议能力的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和社会均衡机制建立的重点。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社会监督机制研究

社会监督是权力制约的基本范式之一。西方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权力仅仅依靠三权分立自我制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从一些国家反腐败的实践来看,社会监督对于推动腐败治理功不可没。目前,我国对社会监督的     

“灰色权力”的成因及其治理

"灰色权力"的存在,有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有损国家、政党、政府、人民的利益,不利于规则和秩序的正常运行,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科学发展。要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必须从权力思想观念、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多管齐下,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交往力:社会治理的一种软权力

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权力运行的方式.通过执政者的主动交往,可以扩大影响,宣传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与政策主张;广纳民智,提高执政决策的科学度;了解民意,提升政策执行的社会效能;协调关系,处理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当代技术哲学的政治转向

政治转向是当代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一方面,它是对现实中技术治理不断推进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它是技术哲学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当代技术哲学的政治转向包含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层内涵,具有拒绝技术中立化、强调技术与政治互构、支持技术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技术权力、技术政治和技术民主为核心问题,包含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和解释学三条主要研究进路。既有的政治转向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国情,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审度的政治转向来推动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向前发展。     

中国算法权力治理的主体结构、异化风险及协同规制

算法权力治理是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构成了中国算法权力治理主体,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部门监管、行业和企业自律、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治理格局。囿于算法权力的资本垄断、黑箱运行、技术缺陷等原因,算法权力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认同弱化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市场垄断风险、社会极化风险。推进中国算法权力治理,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规范算法权力有序运行,夯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以算法公开透明纠治“算法黑箱”乱象,推进政府部门监管制度创新、破解资本对算法权力的操控,加强社会公众算法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破解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权力寻租性腐败的危害及其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寻求财富的利益心理驱使、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不规范,导致了寻租性腐败的客观存在,其危害极大,解决之道在于:一是制度治理,即加入WTO后,政府应加大政策障碍的治理力度;政府应加快机构改革,朝着精简、放权、廉洁、高效的方向发展;政府应加速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真正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建立并完善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机制。二是权力管理,即建立高效的权力管理制约机制,提高权力者寻租的机会成本;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惩治寻租性腐败;加强权力者的教育,构筑权力者抵御寻租欲望的心理防线。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