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犯罪立法完善与构建——基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改

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犯罪也随之不断出现，基金犯罪便是继证券、期货犯罪之后的又一新型金融犯罪。我国《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犯罪的规定与彼此衔接上存在诸多不足。对其进行完善与构建，应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摈弃脱离实际的过度超前型立法，直接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将典型的、成熟且稳定性较强的基金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且在以后的“刑法修正案”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及完善。     

试论证券犯罪的构成及其立法体系的完善

证券犯罪应是与证券市场特有的、与证券的发行、交易、经营及监管的运作过程、操作规程密切相关的刑事犯罪 ,其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犯罪必须在主观方面是故意的 ,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法规的非法行为 ,其侵犯的客体较为复杂。《刑法》和《证券法》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 ,构成了我国证券犯罪刑法规范的基本体系。但是该二法关于证券犯罪的规范条款并不完善 ,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     

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法律理念、制度机制以及贿赂犯罪的范围和构成要件等诸多方面都实现了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与突破。文章对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与该《公约》之规定进行了比较,二者有相对应之处,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在立法方面予以完善。     

对禁毒立法工作的思考

《禁毒法》在立法方向上应当归属行政法律部门,将调整对象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禁毒工作的空白处,刑法、刑诉法已经予以规定的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内容不宜再纳入《禁毒法》,而应统一于刑法和刑诉法,坚持刑法和刑诉法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主导地位。我国禁毒方面的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政策文件较多,清理并整合这些条款,使不同阶位的禁毒规定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立法活动。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带来了国内立法完善问题.该公约关于洗钱罪的规定与我国《刑法》规定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以及犯罪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必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完善洗钱罪立法,使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与之协调一致.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村官”受贿犯罪认定的困境及立法对策

当前对"村官"受贿犯罪的认定标准,检、法两家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缘于现行刑法立法、司法解释及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给检、法两家的司法适用和反腐败工作带来严重影响,表现在:导致管辖冲突,影响对"村官"受贿犯罪的查处;管辖冲突,引起执法难题;违背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放纵犯罪。统一"村官"受贿犯罪认定标准的路径是:取消现行《刑法》第163条规定,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内容统一纳入到《刑法》第385条中。同时,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也作出相应的立法调整。     

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方向——以《四川省禁毒条例》的修订完善为例

在禁毒立法上,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刑法》《禁毒法》《戒毒条例》"两法一条例"为中心,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行政法规、地方性禁毒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全国性的禁毒法律法规无法涵盖全国各地的特殊情况,无法对毒品违法犯罪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及时回应,地方性禁毒法规大有可为。在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上,一是做到立法精细化,对《禁毒法》《戒毒条例》规定的禁毒措施进行细化;二是做到立法特色化,结合地区禁毒现状创新规定新的禁毒措施;三是做到立法地方化,为《刑法》中毒品犯罪的解释适用填补地方性知识,保障厉行禁毒政策的落实,依法有效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专利犯罪的确定及立法完善

在确定专利犯罪时,不仅要考虑刑法必要性原则,还要兼顾专利权本身的特殊性.刑法必要性原则要求专利犯罪应以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为基本规制对象,专利权在取得和行使上的特殊性不但进一步佐证了规定假冒专利罪、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违规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必要性,而且要求对欺诈取得专利权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行为.专利权效力与保护范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专利制度内在构造的特殊性均表明不应将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虽然我国专利犯罪已基本确定,但《专利法》与《刑法》在专利犯罪的规定方面存在惯性脱节.鉴于《专利法》的修订较之《刑法》会更为频繁,因而应以《刑法》为基础对专利犯罪加以整合,以维护立法统一,便利法律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须厘清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须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需厘清的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勘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需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刍议证券犯罪的界定

证券犯罪的本质在于其对证券市场的破坏,因此,应将证券犯罪界定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证券法规的规定从事证券的发行、交易、管理或其他相关活动,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刑法》与《证券法》对证券犯罪的规定存在冲突。对此,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完善证券犯罪的立法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大陆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完善——对台湾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借鉴

两岸地区在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上有很大的差别。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规制多出现在行政刑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中,而大陆地区的《食品安全法》基本上不涉及刑事制裁方式。大陆地区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仅设置了两个条文,给这类犯罪的处置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本文拟通过对台湾地区附属刑法立法方式的介绍,提出对大陆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浅析职务侵占罪及其立法完善

职务侵占罪是 1997年刑法新规定的一种犯罪。从其历史的演变 ,犯罪构成特征 ,与侵占罪、贪污罪及挪用单位资金罪的区别与联系可以使我们对其进行正确的认定。然而刑法关于其定义的模糊性及法定刑规定偏低造成了实践中难以实现其立法目的的结果 ,应从立法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试论我国刑法第285条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完善

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犯罪日益猖獗。我国现行的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已不能满足打击计算机犯罪的需要。我国刑法中最能体现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是第285条，并且《刑法修正案七》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对计算机犯罪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漏洞和不足仍然存在。因此，需要对我国刑法第285条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加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及制度的完善

新刑法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完善和加强立法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