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动力 ——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来解释东盟演进的动力.本文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提出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关系,加深对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认识.冷战时期,东盟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自主,在安全目标上以东南亚中立化力求战略自主、避免外来干涉,在安全手段上侧重和平解决争端,强调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故而安全成为东盟演进的主要动力.冷战后,东盟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把地区发展作为组织演进的中心和动力,在政治安全层面强调以发展安全为主,在经济层面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话语认同对于东盟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话语认同在东盟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

东盟的发展是一个奇迹,它创造了"东盟方式",实现了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推动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并在推动中坚持以东盟为中心。东盟的"舒适性原则",实际上就是包容性原则。包容性原则是东盟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东盟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已超出其本身,对东亚地区的合作至关重要。东盟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重要转折,但是,还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东盟的独特方式。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区域价值链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其进出口产业结构和行业价值链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比较研究CSSCI

在新一轮全球和区域价值链重构中,中国和越南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位置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统计分析显示:1995—2018年,越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指数逐渐上升且接近中国,但是它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负值,中国为正值;2010—2019年,中越两国在低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均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且越南更胜一筹,而双方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的优势都不强。进一步考察美日韩三国和中越两国高端电子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时发现,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领域,越南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互补度远高于中国,但中越两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域的分工呈现上下游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将有利于推动东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香港贸易物流业发展研究

地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是判断地区产业的国际地位、国际联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视角。本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分析1995年至2018年香港贸易及物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及上下游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从行业整体情况看,随着香港与内地生产协同程度提高及内地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和香港产业转型发展,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呈“上升—下降—上升”波浪式发展,上下游贸易伙伴重心呈现由欧美向内地与东盟转移态势。从贸易物流细分行业来看,香港除批发零售业外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六大贸易物流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均高于新加坡,除水上运输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较新加坡弱外,其余贸易物流行业均比新加坡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地区秩序演变中的中国—东盟关系——评"中国分裂东盟"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频频产生摩擦,双方对区域合作机制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外学者借机鼓吹"中国分裂东盟"论,把当前东盟内部的不和谐全部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有意分裂和边缘化东盟.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分析和解构,可知"中国分裂东盟"这一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东盟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团结的共同体,东盟的"中心地位"通过坚持内部合作和发展对外关系得到了双重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依然需要一个团结和有作为的东盟为其发展提供经济、安全、战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分裂东盟."中国分裂东盟"的论调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反映了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正在加剧,中国—东盟关系遇到了新的挑战并进入"瓶颈期"的现实.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动力不足,有关南海问题的纠纷常态化,东盟未能及时适应中国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深了东盟的恐惧与不安,中美关系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东盟各国国内政治进入复杂多变的状态等.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疏导和化解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既要提升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水平,也要管控分歧以稳定南海局势,还应重新调整与变化中的东盟相处之道.     

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参与率均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东南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困境与机遇

从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分析出发，本文展示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靠国际产业转移推进本国产业发展的“天花板”现象：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难以突破区域前沿水平的40%,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难以实现制造业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转而依靠低端服务业的繁荣来吸收大量富余劳动力。历史经验表明，要突破产业升级“天花板”并维持制造业增长，需要政策制定者超越简单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安排，转而战略性地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的机会以发展本土制造业。但是，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权力不对称限制了相关政策供给，而更具竞争性的政体与分散的国内利益结构又抑制了对相关政策的需求。与一些批评相反，来自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跨国产业合作与经济理论创新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制造业发展动力。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加强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对策思考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新模式。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东盟已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亚洲经济的重要支撑。中日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经济大国,加强在东盟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日本和东盟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崛起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试析近年来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

作为意大利制造业经济的"硬核",产业区及其发展变化不失为把握意大利实体经济现状与前景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旨在对近年来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进行分析与评价。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遇到困难以来,意大利产业区一直致力于转型与创新,内部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网络的外向化与国际化、坚持"专注于产品"战略及"绿色经济"的兴起等都是产业区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便在"国家体系"长期低效的情况下,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仍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企业规模变化、国际化水平、创新能力、出口等方面。作为巩固乃至复兴意大利经济的支柱,产业区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洗礼后,进一步调整自身,及时抓住全球价值链重组与国内外市场变化的机遇。     

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测算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程度,有利于精准衡量贸易利益与彼此国际分工地位。本文基于Wang et al.(2013)总贸易核算法(WWZ),结合WIOD 1995～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从总体与行业层面对中欧制成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结构差异进行动态比较。研究表明:入世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总体提高,其中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降低,且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与中间品垂直专业化指数(VSS)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论文从增加进口欧盟中间品,并加强与欧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整合等视角给出对应建议。     

编者的话

正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聚焦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如何发挥规则优势的问题。陈琪等人从"规则治理"路径入手,以规则的"国内化"和"多边化"流动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规则优势,并根据规则流动的效应深化了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认识。该研究对于中国推动规则的多边化,争取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

东盟作为当代区域发展、全球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及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属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具有战略前瞻和积淀丰厚的特征、理论创新和多元互动的潜力,可成为撬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有效支点。作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试点,东盟学是以东盟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基于交叉学科的逻辑和路径,依托东南亚研究的存量资源及多学科的既有优势构建的兼顾活态化、特色化和自主化的东盟学研究生态,形成交叉性、整体性和反身性互促的知识形态。东盟学的建设不但可回应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时代命题,还能在学、研、用的系统实践中推动完善全球知识体系,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智识基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三次变迁。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东盟创始成员国开启了退出冷战的历史进程,使东盟得以顺利度过脆弱的襁褓期。1978年,越柬冲突爆发,东盟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摆脱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也暴露出硬实力不足的缺陷。1991年冷战终结,亚太安全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处于地区安全结构平衡点上的东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创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安全合作进程的"驾驶员",其地位与影响走向巅峰。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模型来看,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源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与东盟战略选择的互构。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亚太安全体系的结构变革逐渐深入,东盟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盟各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深刻理解东盟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东盟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