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考辨

民主集中制之“集中”源自“集权”、“中央集权(制)”,最初的涵义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威,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和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五大以后,随着民主集中制被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集中”在具体化为“四个服从”的同时,还被赋予“集中正确意见”、实行个人负责等涵义.区分不同领域中的“集中”,是澄清民主集中制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中的模糊认识,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     

“大包干”给北京铁路分局带来勃勃生机

北京铁路分局是一个拥有8000多名职工,46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型企业。在管内2351公里的钢铁运输线上,每天运行着267列客车,715列货车。1987年,共发送旅客5800多万人,发送货物4600多万吨,运输收入达11亿多元。北京地区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今北京已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有京哈、京广、京包、丰沙、京承,京痛、京秦、京原8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汇。     

万里和安徽的“大包干”

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江淮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它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的闸门,迅速改变了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成为我国全方位改革的先导。同60年代初安徽的“责任田”和曾希圣的名字紧密相联一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的“大包干”是与万里的名字分不开的。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考辨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在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从事实层面来讨论改革是否从农村开始,很难说得清楚,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的极而言之。更值得探讨的是,"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会被广为接受和流传。这大致可从社会体制结构、农村改革效应以及政治舆论宣导方面找寻到缘由。反之,这一论述的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中共中央书记处”考辨

目前有关工具书在解释中共中央书记处时,仅说明它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却忽略了它曾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段重要历史。中央书记处自1934年设立以后哟半个多世纪中(曾有过中断),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为界,前后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其中前一阶段则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历史文献来看,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始于1927年党的五大。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开始设立中央书记处。此后,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称在历史文件中不断出现。直至1938年刘少     

“下中农”考辨

学界有观点认为,"下中农"概念最早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产生于农业合作化时期。通过文献考辨,笔者发现,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下中农"名称就已经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中农"一词还只是零星可见,40年代中后期频繁出现,50年代中期以后则更加普遍,并逐渐形成"贫下中农"这一专有名词。中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村阶级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调整,是不同历史情境下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首“大包干歌”的由来

正"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收多收少都是我们自己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首出自安徽省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的大包干到组歌谣,传遍全国。它不仅对推动我国农业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改革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还被国家教育部编入初中二年级历史教科书,对全国青年学生学习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这段历史也很有意义。笔者是在1978年4月由地区机     

“大包干”——农村改革的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把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国各地在贯彻过程中,试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比     

“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赞同者有之,效仿者亦有之。相比较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国内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明晰"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僵化、不教条、不照搬、不固化,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之考辨

"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论是基于中国农村改革在行为主体和推进机制方面的特征。它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多的是一种兼具实证性和象征性的政治话语建构。在这一话语建构和流行过程中,高层决策的信息来源,农村改革的实践选择,政治人物的地位变化,政治舆论的强势宣导,这些因素前后相继、相互作用、彼此强化。     

“猫论”考辨

现在社会上对“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几乎家喻户晓。许多报刊杂志也经常提到“猫论”。有人在一本《白猫黑猫——中国改革现状透视》的书中以“五千年,一句话”来形容这句话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过也有人对它有误解甚至偏见,认为那是实用主义,是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因此,为了澄清思想混乱,有必要对它的来源,出处和涵义作一考辨,     

“庄老”与“老庄”考辨

人们谈到道家代表人物的时候,一般是以"老庄"并称,但在玄学思潮盛行的魏晋时期,却多有"庄老"一词山现.本文主要考辨了"老庄"和"庄老"两词的渊源所自,分析了两词的内在意蕴及所代表的思想背景,认为"庄老"一词的出现表明了魏晋玄学思潮从以"老学"为中心转向了以"庄学"为中心,而这种转移是因为"老学"和"庄学"之间内在的歧异.     

凤阳“大包干”:中国农村大变革的突破口

安徽省凤阳县,名闻遐迩。 600多年前,这里出了个非凡人物,他叫朱元璋。朱元璋讨过饭、种过地,又当过和尚。他和乡亲们揭竿而起,组织起红巾军,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经过16年的征战,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统一了全中国。朱元璋当上了大明土朝的第一任皇帝,凤阳出名了。 但是,皇帝爷老朱并没有给家乡凤阳带来好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先后修建了中都城和明皇陵。凤阳人深受其害,为了生存,只好身背花鼓,到处卖唱。“凤阳花鼓” 由此得名。 600多年间,贫困和苦难像凝结的乌云,笼罩在凤阳人的头上。艳阳天也有过,但很短暂。1949年到1955年,凤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     

万里和安徽的“大包干”(下)

顶住压力 矢志不移 1979年春,正当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在滁县地区推行时,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肯定来信的意见,并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决纠正。干部群众听了广播、看了报纸,思想产生了混乱,特别是     

继续以“大包干”精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从农村改革历史、"三农"发展未来的角度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立足实际、直面问题,深刻阐述了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为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指明了方向、划清了底线、明确了重点。同时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是"三农"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现实要求,推进农村繁荣发展,必须遵循30多年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必须继续弘扬敢闯、敢干、敢为人先"大包干"精神,不断深化农村各项综合改革。     

八路军“前方总部”考辨

对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总部是否采用过“前总”的称谓，长期存在着不同见解。一种认为“从没有用过”，是有时“人们沿袭了红军时期的习惯叫法。”另种认为当时电文确曾用过，编撰军史著作理应加注说明。笔者始终坚持后种见解，现将考证研究的具体看法阐明如下，欢迎批评指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回顾

正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     

凤阳“大包干”: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

从被否定到受肯定,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凤阳县的"大包干"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逐步"合法化"的发展过程。其间,中共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凤阳"大包干"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是因为这是一场组织化的改革。此外,1979年2月至1980年6月,在凤阳的舆论宣传和实践运作中,"大包干"指的始终是包干到组而非包产到户。     

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

“军阀”,这个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来的词语,在中共早期理论中,从最初的政治概念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均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这个过程表明了中共独特的阶级观,也反映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对象的认知过程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