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的探索(1937～1945)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山东设立北海银行印发北海币。北海币发行初,其信用移植法币信用,但因银行实力薄弱、中共经验不足,加之日伪攻击、国民党限制、民众质疑,货币信用极不稳固,无法发挥应有的调剂经济效用。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币加速贬值,北海币受其牵连,信用不断滑落。中共通过法币折价、主辅币调换等措施,尝试建立北海币独立的信用体系,但北海币信用依旧未完全脱离法币的桎梏。第一次排法斗争失利后,中共逐渐统一认识,决定完全排斥法币,创设出集货币发行及币值调控为一体的物价本位制。最终,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演变为民众对货币的普遍信任。     

思想、文化与市场:上海中小型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1927～1937)

1927年至1937年,上海的中小型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著作的文本变迁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未充分重视此类著作的出版和销行等具体的物质活动。研究中小型出版机构的出版和销行活动,可展示商业、市场等社会因素与思想传播的互动,全面勾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时马克思主义传播面临的诸多状况。     

冬学教育与根据地民众政治意识形塑(1937～1945)——以晋西北根据地为例

冬学前后,农民对地主截然不同的认识,映射出冬学教育之下,晋西北根据地乡村政治意识的形塑。在"亲不亲,阶级分"的表征之下,是中共依托冬学这一特殊载体,对根据地民众思维方式和认知系统的成功改造。     

民众何以入党: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研究(1937～1949)

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呈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和需求等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出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当然,在不同的阶层之中、不同的情势之下各种动机的侧重程度也会有所变动。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多重性和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之间并不相悖,革命的走向更是依赖于各种不同动机之间的排列和组合,也只有将农村基层党员的入党动机序列置于具体的阶层和情势之中时,才能够真正揭示出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特质。对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共革命实践之中,理性、精神、意识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革命机制向更高层次的运行,忽略对此任何一种因素的研究,都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中共革命的伟大与艰巨。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歌的改造(1931～1945)

将文艺宣传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理,将松散的农民群体纳入到革命的组织体系中,实现上层政治理念与底层农民意识的有效联通,是中共的独特政治优势。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深化对民歌"宣传政治"功能的认识,并创造性地在传统民歌中植入革命、抗战、生产等新鲜元素,使传统民歌实现了从"延续传统"到"融入革命"的话语转向与主旨重建,从而建构起一套运用革命话语、输出革命理念的新民歌文化体系。改造后的民歌既是中共革命话语的有效载体,又是民众表达心声、构建政治认同的另类途径,"歌声中的革命"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     

认同与参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研究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权威动员、物质动员、统战动员、心理动员和作风动员等一系列动员路径,宣传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等新思想,打土豪分财产,使沿途群众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支持红军,从而在人力、物力甚至财力等方面获得沿途群众的极大支持,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而沿途人民群众经过广泛深入的动员,在精神上受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洗礼,革命意识开始萌发,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和执政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部具有开拓性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妇女抗战史》(1937—1945)评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研究、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史学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著述可谓是数不胜数。但对于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研究却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之地。     

轮船、铁路与近代苏州商业区的变迁(1895-1937)

自中日<马关条约>开辟苏州为商埠后,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在苏州出现,缩短了同周边地区的"经济距离".轮船、铁路的通行刺激了苏州经济的复苏,为苏州带来了新的商机,推动着苏州商业区向近代商业街区转变,带动了阊门商业区的复兴和观前商业区的崛起.同时,轮船、铁路也改变了苏州商业区的布局,形成了两个商业中心并存的局面.     

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理论、路径与政策选择

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基础环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组织群众的桥梁纽带,事关党的事业、国家治理与人民福祉。新形势下,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需要站在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政社合作,激发社会活力,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制度政策体系,构建现代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体制机制,形成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支持保障体系,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生活书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印刷与发行(1936—1945)

<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版机关经营不易,进步书店生存尤为艰难。正如出版人胡愈之所说,“从前进步书店没有钱,没有钱就办皮包书店,出的书不一定坏,但是卖不出去”,所以“很多书店办不下去,出了几本书就关门了,不是被国民党封掉的,因为没钱办下去了”⁽(1))。而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则不然,它1932年7月成立于上海,1948年10月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作用、机制和过程

正一、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的解读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大幅度增长,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其中社会团体27.1万个,比上年增长6.3%;基金会3029个,比上年增长15.9%;民办非企业单位22.5万个,比     

日本非政府组织同行网络:功能、历程与驱动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国际语境下对应表述为"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在对外援助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成为各界共识。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在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格局中寻得发展空间的相关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成形的案例微乎其微。为此,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向发达国家学习相关经验和做法。鉴于此,文章选取比欧美NGO更加务实的、更注重民间互动的日本NGO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同行网络(行业性组织)的功能定位、构建历程、组织类型以及发展驱动力等问题进行详尽考察,以供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危局中的变与不变——蒋介石的苏联认知与对中共问题的因应(1937～1940)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德意日结盟,蒋介石对苏联的认知影响着他对中共问题的因应。苏德缔约前,基于苏联援华制日及苏日地缘政治博弈,蒋介石逐步淡化对苏联长期持有的疑惧敌视心理,臆断苏联"为己不能不助我",并且视中共为阻碍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德缔约后,蒋介石疑惧敌视苏联的心理被苏联反复无常的行为重新激化,逐渐演成"苏联阴谋"的新认知,并形成了将中共问题和"苏联阴谋"挂钩的思维与决策模式。在德意日结盟之前,蒋介石在应对中共问题时深受这一思维与决策模式之影响。无疑,置身危局中的蒋介石在调整对战时苏联因素、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具体认知之同时,并未根本改变其对苏联之疑惧敌视心理,与对中共的敌意。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危机治理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虽然成效明显,但仍面临着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治能力较弱等多重困境。因此,必须从政府与社会组织自身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制度性框架的构建,优化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和效能,促进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     

利益博弈:陇海铁路东段线路与海港之争研究(1913～1924)

民国时期,外国列强进一步掠夺中国铁路,将其视为经济侵略的工具。与此同时,国人对铁路的经济功能已有清晰认识。而海港之于铁路,犹喉舌之于肠胃。因此,陇海铁路东段线路走向与海港选址,尤为外国投资方与交通当局、江苏官绅等相关利益主体所注意。为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他们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又以淮扬通泰各属官绅与海属官绅之间的地方经济利益博弈为焦点。为将陇海铁路拉到自家门前,实现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双方官绅一面竭力游说交通当局,一面互相攻击,展开激烈论争,几成风潮。这种"争铁路"的现象,源于国人对铁路促发展的深刻认识,亦可从中窥见国人对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技术的认知接纳程度。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建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