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证据学原理在医学诊断学中应用

法学证据学是运用证据判断规则来认定客观事实存在的一门法学科学.医学诊断学则是找出疾病存在的证据的医学科学.证据学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并对证据进行质证的规则.用在医学诊断学上则是对遵循医学科学原则及医生职业道德、依照诊疗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核证据并落实证据.如存在充分、必要的证据即可确诊;对证据的收集不全将导致漏诊;而对证据的错误判断则引起误诊.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告诫医务工作者必须重视诊疗过程中的证据.     

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

通过对证据学和证据法学历史分野的考察,可以发现诸多学者曾经对证据法学独立作出的努力,证据法学独立于证据学以及程序法学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回顾我国从1930年到2005年证据法学的起步、发展、挫折到恢复的历程,虽然有不同时代的学者对证据法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但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甚至重新纠缠于证据学的研究之中。如果要立足于证据法学的继续发展,应该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学术资源,明确研究的对象,改进研究方法,并在研究的程度上进一步深入。     

论证据学的学科定位

神示证据制度后,西方国家选择的基本证据制度就是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的本质就是法律制约证据,这就是历代立法中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践踏了证据的客观属性、把证据问题人为地变成了法律问题.证据学研究证据及其规律,而证据及其规律都是事实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证据学研究证明及其规则,而证明及其规则都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由此来看,证据学根本不是法学.证据学是着重从实质层面研究证明的学问.逻辑学是从形式层面研究证明的学问,被称为“形式逻辑”.证据学就应称为“实质逻辑”.“实质逻辑”就是证据学的学科定位.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

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我国学者曾经习惯使用“证据学”作为书名，后来则偏爱“证据法学”，甚至有人排斥“证据学”。外国学者在证据类著作的书名中使用的语词并不统一，而且没有人要求大家统一使用“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把证据法学和证据学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是不利于本学科发展的。证据学是司法或法律领域的特殊产物。虽然证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立“大证据学”，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论证据学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有些学者质疑甚至否定证据学或证据法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围绕证据的活动是不是认识活动的问题、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问题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程序工具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并为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提供合理化解释等问题。这些观点均不能成立。证据学或证据法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不可动摇。     

"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研究

证据学研究证据与证明问题.理论争议中的"大证据学"不仅适用于法证据学,而且适用于其他任何使用证据判定事实的学科领域.它的提出背景和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证据法学的"跨学科"性质;社科法学的"入侵";国内证据理论研究的"贫困化"以及相对合理主义的"一以贯之"."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可以通过证明方法的结构主义原理进行阐释,最终在整体主义的证明路径和证明锁链中得到实现.这种"大证据学"的结构主义证明观是由证据的结构主义意蕴和事实认定的多元向度所决定的;表现为证明标准的结构主义认识和证据思维的结构主义表达."大证据学"的整体主义证明观,根植于我国的大陆法系刑事司法传统;重点在于对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证据材料和证明技术的微观适用,强调的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程序的"三维一体"之立体观;价值在于构建了证据与证明关系的活力论.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网络证据的证据能力认证规则研究

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是审查判断证据能力的三个基本点,由于网络证据是在网络条件下存在的证据,对于网络证据关联性的审查判断标准,应当通过证据法学理论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网络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应遵循拟制真实性规则、推定真实性规则、鉴定真实性规则;网络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则应主要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

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模式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系争内容由不同来源的证据提供同一性印证、证明程度排他性要求可能促成采用灵活性取证手段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有多处关于审查证据、采信证据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印证＂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如下特点：需要印证的对象——主要针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容易因为出庭而出现反复的证据形式以及间接证据;印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庭审中翻证、翻供以及作证资格缺陷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问题;印证的条件错综复杂,而印证的效力有一种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语言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针对印证规定的限度,第一,需要把以量取胜和依靠主观真诚和正当程序为基础的以质取胜相结合;第二,需要把靠证据说话与辩论、说理和质证等形式的意见之争相结合。     

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般关系是 ,客观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基础 ,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或者反映 ,法律事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追求目标。法律事实对客观事实的追求是通过一系列证据法上的制度设计实现的 ,能否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 ,是衡量证据规则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志。法律事实一般应当与客观事实相符合 ,但由于种种原因 ,也可能产生不一致的情况 ,包括无奈的不一致、错误的不一致和有意的不一致。     

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

将证据定义为“客观事实”的结果 ,使证据必然具有客观性的特征。但在“证据材料”的形成和“证据材料”上升为“证据”的过程中 ,难免渗入有关人员的主观性 ,而认定证据权的依法行使 ,又使一定前提下的主观性为法律许可。悖论由此而生 :“客观性”的特征要求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依法产生的证据却未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特征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又有悖于证据形成的法律规范 ,故应当舍弃。     

Techniques of Knowing in Administration: Co‐production,Models, and Conservation Law

Law frequently demands the production, sometimes effortful, of adequate knowledge for decision mak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allenging epistemic demands made by nature conservation law during planning law approval processes for major offshore wind farms. It explores this area through the prism of co‐production: not only are ‘science’ and ‘facts’ socially and legally constructed, but in addition, scientific and factual findings shape society, and law and governance. Models are used in planning law to assess whether bird deaths associated with a proposed wind farm will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integrity of a protected site. As much as providing an accurate fac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pact of a wind farm on biodiversity, the models contribute to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governing the impact of these nove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 on biodiversity.     

论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

毒品犯罪案件有许多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毒品案件中的证据又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必须当场缴获毒品和毒资才能证实犯罪。本文结合缉毒侦查中的具体情况,强调办理毒品案件必须增强证据意识,要把握好破案的时机,适时取证;收集证据一定要十分仔细,获取的证据应做好固定保全工作,并特别注意取证的合法性;采用技术侦察手段须把握住一条底线:不得诱人犯罪;应正确运用推定规则判定"明知",对推定结论允许以确凿的事实予以反驳。     

论案件事实的“重建”方法

侦查阶段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是运用证据“重建”的法律中规定的案件事实,“重建”的案件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虚拟性再现。“重建”案件事实的方法主要有:搜集材料,识别案件的事实特征;分析案情,在思维上建构案件事实;查证核实,重新评价建构的案件事实;完善证据,确认案件事实。     

对一起美容非法行医案件的思考

生活美容机构开展医学美容业务存在着监管难题,如在执法调查及行政处罚过程中,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一起未经批准在生活美容店开展医学美容的行政处罚案例的讨论,探讨非法行医案件调查取证的难点,剖析案件查处过程中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对此类执法工作的相关建议。     

The medically examined applicant for private insurance and his/her 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ealth and insurance law,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to what extent is an applicant for private insurance truly capable of giving his/her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a medical examination?".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is the private insurer who requires a medical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gather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moreover, that the insurer will not be inclined to conclude or carry out an insurance contract without this medical information. A distinction has to be made between not being free by legal coercion and not being (completely) free by factual circumstances.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nvolves exactly weighing up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cision. Hence the applicant must be put in a position of being able to weigh up the consequences and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证据

诉讼中的当事人具有诉讼主体和知情证人的双重属性.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此的立法存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和研究这一差异,指出应当将当事人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据形式,以便充分利用其通过大脑记忆的案件事实的有关信息来帮助查明案件事实.由此,还对诉讼当事人作为证据的条件和分类作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