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

本文以沈阳社区自治模式为例 ,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 ,分析了社区自治在中国城市背景下表现出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社区自治在我国城市的出现 ,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这也因此造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过度行政化问题。为此 ,应尽早修订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居委会组织法》 ,尽快明确社区组织体系的法律地位。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论城市社区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通过对我国城市居委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社区行政化其实是一个逐步减缓的过程。摆脱社区行政化,最终实现社区自治,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不仅应该完善社区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职能权限,而且还应努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居民的自治精神。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社区自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当前的社区自治存在着结构性困境 ,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 ,行政化倾向严重和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孱弱。制度建设 ,自治组织建设与重塑 ,社区教育、培养公民的社区意识 ,是完善社区自治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从“独奏”到“合奏”: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武汉市Y社区为例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与路径。基于一个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历史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单位制时期单一的行政化公共文化供给束缚了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单位转制社区以来,社区文化类"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搭台、文化唱戏"的兴起,成为弥补单一行政化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重要力量。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从行政"独奏"走向与社区"草根组织"、企业"合奏",形成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之路。     

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大趋势下,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缺位一直是我国社区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难题。近年来,长沙市老旧社区在“硬件”改造的同时,以“居民自治”为内容的“软件”提质开始走入老旧社区,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行政负担较重、参与程度较低、社区精神缺失是当前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大“去行政化”力度,加快组织化程度建设,塑造网络参与平台是今后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 原因 对策

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困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快速发展的仍旧是低度的居民参与。这种低度参与表现为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狭窄,社区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社区参与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区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显著导致居民利益诉求难以上传,由政府发起的社区建设重在改善基层管理而非培育自治力量,居民资源获取多元使得社区动员渐失魅力。改善对策为：居委会功能去行政化;居民利益社区化;培育社区民主自治文化。     

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管理改革对策研究

我国高校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行政设置越来越严重地干预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给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传统的观念阻力、制度阻力、利益阻力和高校自身阻力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艰难。高校需从恢复高校的自治性、建立独立的人事制度、推进学术独立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入手,实行去行政化改革,使高校发展向＂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轨道上转变。     

“行政/自治”二重态：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的角色定位

在市域治理中,社区工作站为“去行政化”而设,却在实践中走向了“再行政化”。“去行政化”指向的是社区居委会,其将“行政化”问题转嫁给社区工作站,这影响了社区工作站作用的发挥。这种趋向是法治时代基层治理改革中社区工作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显现出其法律定位不清、职权配置不足、权利保障不充分等法治问题,引发了关于社区工作站角色定位的争论——其究竟是自治组织还是行政机构？在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既具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基本条件,又兼具协同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功能,还必须遵守依法用权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行政+自治”的复合型样态,即“行政/自治”二重态。“行政/自治”二重态赋予了社区工作站复合型角色,即具有代理行政管理职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该角色在赋予其必要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同时,促使其在“行政”和“自治”间达到动态的平衡、双向互构,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创新探究——基于“全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日照市的调查

日照市作为民政部确认的全国唯一一个"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四大治理体系,即:组织体系、服务体系、自治体系和保障体系。其中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党组织领导体系、管理组织体系、社区配套组织体系三个子体系,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在三个子体系中,党组织领导体系处于领导和保障地位,为社区建设起到了支撑与保证的作用,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与推广。但是由于党组织过于行政化使得社区自治性质被淹没,导致社区党组织与社区村委会之间关系不清。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探究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在实践中如何运行及发挥其功能与作用,以期对正在全面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     

公民社会理论与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

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社团革命”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即公民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二元理论结构基础上发展出的国家、经济、社会三元理论，将公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经济控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建立具有自治、自主、自律性的包括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的社会组织。从非政府公开行政角度，我们可以将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实施的非政府公共行政大体分为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民间志愿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类。非政府公共行政凭借非市场、非政府机制运行。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社区自治边界及其重塑

对于社区自治边界问题,公共经济学与社会学组织分析学派有着不同的界限标准以及划分依据。这两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但实际上是反映了政府和居民之间基于不同的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问题。重塑社区自治边界,提高社区自治效率,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调整政府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方式。     

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性路径——以上海“社区自治家园”建设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区大多缺乏团结、合作、自主、信任的公共精神,不利于社区自治的展开。在我国的社区改革语境下,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建构的属性,即外在机制影响着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发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部分,公共精神的建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存在差异性。本文针对上海三个社区案例的研究,比较五个因素在建构实践中的作用机制与地位:政府主导与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常量因素,而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和精英作用等,在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过程中则扮演着关键变量的角色。这些常量与变量的结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效果: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建立在"政府后台支持"的基础之上;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可以转化的,核心是如何引导;精英作用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是非排他的,社区公共精神的缔造离不开居民的普遍参与。     

浅谈提高街道办事处工作效率

随着社区建设理论的实践过程的逐步深化,街道办事处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高其工作效率成了新时期社区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街道办事处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属于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且行政化的色彩浓厚。根据社区自治的精神,街道办事处的社会化转型是必然趋势。     

关于合肥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社区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社区工作依然普遍陷于行政性事务之中,症结在于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忽略了自治的社会属性,偏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一、社区治理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社居委行政化比较严重。社居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与街道办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街道办将社居委纳入行政体系,除了"财"权,几乎把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