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兴大国的崛起与现有大国的战略

以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简称BRICs)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一 个重大政治现象,将对现有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现有大国和力量中 心将其或视为挑战或视为机遇,采取不同的应对战略。     

巴西的大国地位评估

巴西的大国地位问题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长期以来巴西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大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这与巴西自身的身份定位与国家实力密不可分.巴西自卡多佐总统执政以来,特别是在卢拉总统执政期间,已经在南美地区初步建立起领导地位,并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机制中成长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巴西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影响不断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认可.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对巴西国际地位和影响进行正确评估并提升两国关系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内涵是未来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大国崛起理论探析

大国崛起理论散见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但鲜见专门的系统论述。本文旨在对之进行总结提炼,并结合中国崛起的现实予以简评。     

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表面上看,历史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焦点。但实际上,潜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根本意义。     

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间,一批"左派政府"的崛起导致了拉美政治版图的大改组,并标志着一股新的变革潮流的出现。当前被国际舆论公认为左派当政的拉美国家有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8国。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即所谓"体制内的崛起"。迄今为止,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本世纪初期这种左派政府在拉美"集体亮相"的局面,的确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与最近30年来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变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等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动是分不开的。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高涨和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左派政府崛起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在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中,军事力量具有权力与安全的双重属性,大国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在军事力量层面取得高度一致,这一点在大国崛起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军事力量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变量,也成为理解大国崛起的关键。二战特别是冷战后,军事力量在权力与安全中的效用发生了变化,导致人们的军事力量观发生转变,军事力量不再被简单地视作权力与安全的化身,出现了忽视、弱化军事力量的倾向。但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尚未消除,军事力量依然是保障大国权力与安全的重要工具。     

遥远的大国梦：印度崛起的前景

本文参照历史经验 ,从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和人口、经济实力、文化影响力、历史机遇等四个方面分析印度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前景。作者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印度的崛起任重而道远 ,印度的大国梦亦相当遥远。     

国际体系与印度崛起

大国的兴衰是国际体系内涵的固有不稳定因素之一,因国际体系并不具有自动给予与新兴大国已获之能力相应地位的机制,导致产生所谓“不相称性”,而这种不相称性是印度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主要根据,它涉及印度的自身认知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两个方面。在印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两者的趋同是可能的,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包含着不稳定因素,既有印度必须与外部世界合作的主流,也有为谋求话语权而不得不抗衡的因素,特别是印度极为注重的防务能力建设,可能成为它获得世界大国地位的首要标志,而这对国际体系的稳定而言却是负面的冲击因素。     

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

大国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过度扩张引起崛起受挫,而政治家秉持何种战略,这对崛起的结果殊为关键.就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家秉持明智的战略,这对国家成功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需要保持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在国内层面控制民众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内的纠纷外溢到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上,政治家则应该引导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同时保持自我克制,通过战略学习积累经验.     

新兴大国南非外交战略评析

南非是目前非洲唯一的新兴大国.自20世纪末以来,南非外交日趋活跃.南非以非洲复兴为己任,发挥该国维护南部非洲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南南合作,重视发展南北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南非外交战略的重点.正是姆贝基大力倡导的"非洲复兴"思想成为他当政时期南非外交战略选择的思想源泉.从总体看,姆贝基时期南非外交呈现出3个特点:毫不掩饰地追求大国地位;在外交领域强调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敢于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     

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它已经并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有利有弊的双重影响。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在 2 1世纪 ,拉美经济面临着如何面对全球化趋势、如何重新确定国家的作用、如何增强国内资本积累的能力、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如何加强金融安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印尼经济的崛起与面临的挑战分析

近些年,印尼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力推“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深度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转向主要由内需拉动,增长率连续9年保持在5％～6％的水平.印尼经济正在崛起,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尼拥有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潜力,成为与中国和印度比肩的亚太新兴经济体.     

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对两种理论解释的质疑

权力转移理论和民主世系理论是研究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理 论, 但两个理论在逻辑解释和经验论证方面均存在缺陷。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替代性理论解 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有助于深化对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     

南方国家快速崛起面临挑战

自新世纪以来,相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加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并非这些国家基本面状况的改善,而是极为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背后,是发达国家所实行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增长最初的推动力是对发达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张,而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近期,则是投资热潮。但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因素均不可复制和持续。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来说,为了保持快速增长,它们需要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对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能否取得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权、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取决于它们能否成功降低对外资和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     

新兴生物技术发展对大国竞争与全球治理的影响

近年来,新兴生物技术与跨领域高新技术快速融合发展,应用前景广阔,潜在风险突出,生物技术制高点和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成为大国竞争新焦点。新冠疫情凸显各国生物安全体系的弱点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短板,进一步催化大国竞争,加大全球治理难度。由于缺乏核查机制和生物技术的两用性,生物安全之争可能诱发大国军备竞赛甚至军事冲突;生物恐怖威胁、生物技术谬用和滥用风险更趋复杂,生物数据安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难度增大。主要大国应从维护人类安全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共同利益,创新合作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切实管控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风险。     

从国家独立到西半球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拉美政策——兼论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美国是从区域性霸权走向世界霸权的,而拉美政策是其巩固国家安全,实现深度发展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保障。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订了既务实、灵活又不失原则的拉美政策与战略,妥善处理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建设,既确保了自身利益,又充当了拉美地区利益的代言人与维护者,为其确立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

2001年11月,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该机构发表的编号为第66期的全球经济报告《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用BRICs这个词圈定出世界最具潜力的四个发展中大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概念应运而生。随后,高盛证券于2005年11     

世界大变动中的“新兴经济体”

当今世界处在大变动和大调整中。这种变动和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近5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先有“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后有“展望五国”（VISTA，即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之说。虽然这种由美国人和日本人创造的概念并不完全准确，疏漏了如韩国、泰国、墨西哥等重要发展中国家，     

拉美左翼力量崛起评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左翼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拉美一些左翼政党或左翼组织正以崭新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拉美民主政治中的新景观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其突出表现为:一些拉美左翼政党或人物接连赢得本国大选,成为主导拉美政治舞台的新兴力量;“圣保罗论坛”成为拉美左翼力量汇聚的中心;“世界社会论坛”成为拉美左翼乃至全球左翼展示力量和政治诉求的平台。然而,左翼力量能否在拉美占据主导地位则将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自身局限性的制约。拉美左翼力量所奉行的理念不是主观臆造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对拉美社会现实的反映。拉美左翼政党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贸易摩擦与新兴大国的成长——基于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比较研究的思考

对外经贸摩擦贯穿于新兴国家融入国际体系的始终.贸易摩擦的轨迹都呈现出从产品到产业、从产业到汇率,再从汇率进入国家治理的体制与机制的共性.任何贸易摩擦的缓和或逐步解决,实际上都是对各自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日美摩擦还是中关摩擦都证明:虽然美国在贸易摩擦的处理过程中会一时占上风,取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但是,来源于美国的外部压力往往能化为新兴大国推进国内改革的动力.对外贸易摩擦往往起着引导和推动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之中,应对经贸摩擦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培育出一大批能充当国家经济脊梁的企业是中国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战略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