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初探

一国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本质上取决于该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对于这一关系有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模式,一种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它们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分别是统治型和自治型,使用的手段分别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实际上这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失偏颇,其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也都有其不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平衡和良性互动方是最佳选择,而在其指导下的"治理"模式也最为有效。这种模式下软硬法混合施治,形成一元多样的混合法结构,最能满足转型社会时期的现实需要。     

1982年宪法的人文精神

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凝聚了社会共识,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1982年宪法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彰显了人文精神,使国家治理体现了人文哲学和道德理念。一、作为宪法内在特征的人文精神宪法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多维视角下的犯罪评价

我国刑法保持着对严重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和职务犯罪的敏感反应,其外围人身罚的扩张却可能混淆其制度评价;社会学者提出的"犯罪饱和法则"、"犯罪常态"论,证伪了"强化控制"模式,它阅读越轨的结果则有时让社会无所适从;社会公众甚至包括越轨人都从不同角度否定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的现象,但普遍存在的反规范心理又是集体越轨的动因;因此,制度思维既要尊重学者结论,又要形成明确指向;既要引导公民意识,又不能脱离社会心理基础。同样,学术思维与公众意识继续保留独立批判的立场,将有益于政策的合理选择和调整。     

法治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化方式,法治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基础。简言之,市场经济是法治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国家形成的政治基础,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学校的社会控制对未成年人越轨影响分析及对策

"社会控制职责"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中都是学校职责的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中,学校的社会控制职责被整个社会所漠视。学校社会控制功能的缺丧,使得"学校"这一对未成年人不当行为起牵制作用的社会力量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未成年人越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国家亟需构建一套完整的监督归责机制来督促激励学校对其社会控制职责的承担。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及其实施机制

中国式国家治理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治理策略,逐渐形成“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探索历经多个阶段且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进程,但其既有阐释混淆了价值标准与评估标准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国家治理量化评价的有效操作与可测度性、难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及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这主要肇源于西方法治中心论的扩张与影响、复杂国情带来的评估实践难度以及评估目标考评导向色彩浓重。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溯源于中国式国家治理内涵与目标,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主体体系与制度建设、治理过程与治理成效分别构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重维度下评估标准的重要内容。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应用的重要领域。以法治评估标准检验中国式国家治理,需构建以第三方为评估主体、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以及以评估结果应用为核心的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实施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软法的功用、不足与优化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推进,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大批劳动力进城造成的乡村“空心化”,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与治理。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我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现代法治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在中国语境中,其基本特质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依法治理,三是公共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探索治安治理要略,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探索治安治理要略，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郑列我们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对策，应当从两个方面去进行研究和探讨。一个方面是研究如何从宏观的角度去进行控制，一个方面是如何从微观的角度去治理。所谓宏观治理，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市场运行的远...     

地位、途径与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引发犯罪的经济因素分析

在当代中国社会 ,财产性的外在因素与关系是诱引犯罪增长的主要的直接拉动因素。诱引行为人犯罪的财产性的外在因素与关系同行为人犯罪行为结合的机制通常是行为人通过“发现”自己的贫困与“发现”财富的重要 ,产生对财产的需要。犯罪控制应当将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其中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理论背景。就自身理论主张而言,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政府合法性获取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有利于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诉求,对转型期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国家建设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历史图景

论文将基层治理问题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基层治理问题归结于国家如何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诉诸于多种手段和方式,动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求实现现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目标。这包括正式官僚体系的建立与理性化;依靠非正式官僚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依靠群众动员;依靠官办社会组织;依靠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从一个侧面勾勒基层治理演变的历史图景,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基层治理方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因。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法典旨在实现部门法的体系化,从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统一的角度,法典编纂是从“国家法制统一”走向“国家法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双重基础。在国家层面,编纂环境法典是对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的落实,同时,联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国家的环境保护任务可以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环境危害的环境保护义务,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要符合“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的要求,不能保护不足。从“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角度,编纂环境法典是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手段。在公民层面,制定环境法典是保护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需要。环境权作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其保护范围需要立法来形成。同时,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法律义务,也需要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来形成其具体内容。从而,构建起公私兼顾的、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义务为架构的环境法律关系。     

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1982年宪法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982年宪法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宪法治理初步形成了社会共识,凝聚了民心,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重视宪法运行机制,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的发展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维护人类和平与人的价值。     

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以“诸神之争”为背景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道"和"术"两大内容,"道的现代化"和"术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根本目标。其中"道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基础所系。"诸神之争"是中国"道的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情境。无论是"决断"还是"商谈"都无法化解诸神之争,以合作作为价值共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的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法律既不应该以权利为本位,也不应该以义务为本位,而是应该以合作为本位。行政法既不是控权法,也不是平衡法,它应该是构建、保障和修复良性官民合作关系的法。     

如何协同福利体制与应急体系?——新冠肺炎疫情跨界危机中的制度衔接

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视角: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在三种视角中,分别被定义为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其侧重点分别是从事件的不确定性、过程和事件本身出发,目标则分别是源头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和事态控制。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一场跨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跨界危机,因此需要采取更加广阔的视角。福利制度在危机管理,甚至是国家整体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福利体制可以与应急管理体系合作形成非常态社会安全网,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我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等非医学手段,有效阻击和化解了危机。在跨界危机治理中,强有力的行政主体是核心,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是制度保障,充足的市场供应是经济基础。跨界危机治理与福利体制的结合,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为此,需要将福利体制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整合应急管理体制和福利体制,强化基层公共安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