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确定 ,是国际商事仲裁基本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有关国际商事仲裁性质的理论表述均有不妥之处 ,国际商事仲裁应具有双重属性 ,即自治性和司法性。这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目标所决定的 ,同时也是贯彻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的需要和国际商事仲裁历史发展的客观选择。     

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选择支配其合同的实体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仲裁员能否适用当事人所没有选择的相关强行法,理论认识中还存在分歧。从国际实践来看,合同履行地国的强行法被认为是与合同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能够在仲裁中得以适用。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是个不争的事实。在适用强行法方面,仲裁员的主要作用在于界定实体法,确定合同履行地及仲裁裁决实施地,甄别、解释有关的强行性法律。而强行法的适用同样有其特定的冲突规范,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适用,构成对当事人选择支配合同实体法的自由的一个限制。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法,在仲裁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定义出发,阐释了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商事仲裁方法论研究——股权转让案例的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源于商事仲裁方法论研究上的简陋和粗糙,商事仲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及两者的协同存在不少问题。借助于两起关联的股权转让仲裁案件为切入点,从法解释学和法经济学角度进行剖析后认为,脱胎和茁壮于行政体制内的中国商事仲裁去公权化的色彩渐次增强,越来越重视契约自由、商业惯例和市场规则。基本的核心理念是,且当权利的边界清晰后,商事仲裁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集结多元化的思路,在尽可能周延地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对待选方案进行总体的、边际的、替代的甄选之后,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理性这一市场机制构建权利安排的最优格局,或者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及合约不完全等条件下进行帕累托次优的配置。     

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比较

国际投资仲裁脱胎于国际商事仲裁,许多国际投资争端也用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来解决,但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发展,二者表现的差异性日渐明显,通过对两者异同点的比较,指明ICSID仲裁应实现“去商事化”的发展.     

论国际商事仲裁对商人法的作用

国际商事仲裁不仅对解决具体国际商事纠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商人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对商人法实体规则的适用与解释的作用；其次,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对商人法特性的维护作用；再次,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对商人法法律效力的保障作用.总之,商人法因为有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的支撑,不仅具备民间法的内控性优势,而且具备确定性、统一性、强制性和程序性的国家法优势,并强化了其自身的国际性和自治性.     

主权演化下的国际商事仲裁

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论述国家主权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辩证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冲击正在日益虚拟和模糊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它使得一国主权管辖的领域正面临挑战,也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主权国家不得不相应调整职能以实现其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作为这种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国际商事仲裁被赋予较从前更为宽松的法律环境与施展空间。另一方面,无论国家主权受到如何冲击,就目前阶段而言,国家主权原则仍是不可超越,也正是这种地位如初的国家主权原则成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最后保障,使仲裁当事人在享有极大的自由度的同时也拥有司法底线的安全。     

浅谈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

晚近商事仲裁实践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肯定了仲裁协议的第三人应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的主张,并允许第三人参与仲裁。我国现行《仲裁法》中没有第三人制度的规定,但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第三人问题已无法回避。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

结合一些主要国家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论述国际商事中的可仲裁事项的确定标准及其应当适用的法律,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现行有关可仲裁事项的立法与实践。作者认为,国际仲裁协议项下的某一特定争议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相关国家,特别是对特定案件事实管辖的法院所在国对仲裁所实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裁决的公开似乎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私人性特征相矛盾,其实它并不会减损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公布仲裁裁决,每月公布隐去了当事人信息的仲裁裁决,每年年初原文公布上一年度的所有仲裁裁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立即公开仲裁裁决,满足特殊证明条件之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这些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探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当地化理论之探析

发韧于本世纪６０年代的仲裁程序“非当地化”理论的核心是力图使仲裁程序摆脱仲裁地国法律体系的束缚和控制，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完全灵活、便利和自由的仲裁规则体系。这一理论冲破了传统仲裁观念和制度的藩蓠，被认为是对国际商事仲裁旧体制的一种“革新”。此文旨在对“非当地化”理论的基本论点及其对各国仲裁立法和实践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出扼要评价和剖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准据法的意义

在国际商事仲裁应适用的准据法方面,非国内规则的适用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编纂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非国内规则的适用指出了一条新的模式,可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合同准据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问题分析

本文从可适用性、适用途径、解决的法律问题、适用规则及其冲突对策等方面对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及实践——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体会

通过对SCC的仲裁规则与中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仲裁法中不同之处的比较,来说明中瑞两国之间在仲裁理论与实践中的不同特点,以增加对瑞典仲裁制度特别是对SCC的认识和了解,并有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各国民商事往来的日益密切,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国际商事领域的纠纷。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目前解决民商事纠纷较为理想的方式之一,但该制度也应随着国际商事纠纷的新变化而有所变化。本文旨在结合国际商事凸显的新特点,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商业形式多样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等几个方面提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各国的立法者,寻找一国社会公共利益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之间的平衡点是任重而道远的。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国立法者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的限制也逐渐放宽。本文将分别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以及对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