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在社团立法中的地位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建设,就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团的组织和媒介功能.针对目前社团立法严重滞后于其发展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应该以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积极完善社团立法,为社团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

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从物质实践出发,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并用"物质交往关系"取代了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此外还将对人的本质关怀作为其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在于:形塑中国式社会本位观,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基础,实现经济和谐;梳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紧张关系,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实现政治和谐;关注中国和谐社会主体的发展,实现人际和谐。     

透过人情看中国的熟人社会和市民社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而人情是熟人社会最大的特点。中国今天正在进行法治建设进程,法治社会是典型的市民社会。那么中国社会该如何看待和协调人情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本文从人情关系出发,讨论了中国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一系列关系和价值分析,并试图为中国的市民社会建设指引一条途径。     

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区别

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个纯粹西方的话语,它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紧密相连。当前,中国理论界正在兴起关于国内培育公民社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指出鉴于学术界对Civilsociety的不同翻译,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细微的区分不同译名的＂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内涵,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关系的理论评析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研究中,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和市民社会理论。在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两个基本原则：市民社会决定法;市民社会通过国家制定法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导致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高,这是近代法律产生的根源。     

浅议民法和市民社会对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它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市民法注重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欲求的合法合理性，市民法认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拥有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实现最大利益的自由。所以“民法为实现私法正义目标，自应赋予每一主体以平等地位、独立人格以及自由”。因此，我们认为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与市民社会的精神本质一致的。     

浅议民法和市民社会对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它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市民法注重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欲求的合法合理性,市民法认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拥有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实现最大利益的自由。所以民法为实现私法正义目标,自应赋予每一主体以平等地位、独立人格以及自由[2]。因此,我们认为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与市民社会的精神本质一致的。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

黑格尔意识到主体原则的确立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通过正反合题的辩证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直接伦理贯穿着市民社会的分解而达到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现代性的问题。市民社会在黑格尔解决现代性问题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法治现代化和市民社会的促成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严重隔离与分化,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们把现代法治理解为国家权力的理性外化,主张以国家为主导,将法治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理性构建行为,一种国家促成的法治状态。     

浅析中国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从西方传来中国的,从公元1世纪这一概念的提出至今,西方市民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2100年,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形成完善的市民社会,而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国情,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才初露端倪。本文从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世纪民法典的社会基础——从乡土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民法的社会基础不仅仅在于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在私域社会张扬权利更是不能忽视的课题。本文在阐明市民社会和民法的特性及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私域社会——乡土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私域社会之于市民社会的差距,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实现从乡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彻底转变,是构建中国民法社会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     

市民社会建构的冷思考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对于建构市民社会不应盲目乐观,应作理性思考。首先要在社会异质化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整合;其次,要冲破“中间阶层万能论”的禁锢;最后,还要处理好市民社会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伦理建设的启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对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伦理建构有着重要影响。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其市民社会伦理建构的发展是不能否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伦理观的功劳的。本文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市民社会的形成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市民社会的伦理建构提出了挑战,而黑格尔的这个理论就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理论资源和启示。     

浅论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

结合我国具体历史国情和市民社会本身的规律,本文认为我国应该遵循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从私域和公域两个方面来建构我国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与美国宪政的成长

美国宪政理念深受欧洲影响，但美国自由成长的市民社会是宪政的结构基础，为美国宪政成长提供了社会支持。独立战争前，初步形成市民社会，进行立宪。经过南北战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等一系列措施，使市民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宪政基础基本奠定。通过对美国宪政成长之路的反思，得出决定美国宪政的关键因素是市民社会这一历史结论。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然统一于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可能异化,而以黑社会组织对国家的强大负面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该认识到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这一巨大潜在危害性,并在这一高度未雨绸缪地寻找和设计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对策。面对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趋势,我国传统司法体系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关键还在于防止市民社会的变异。这需要加强市民社会的道德投入、自我约束,和必要的外部规范与引导,促进市民社会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