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的关系演变

自古及今,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都是既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导致公共精神的压抑与异化,公共精神沦为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越位导致公共精神的扩张与虚化,脱离于物质层面而沦为纯粹的"精神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公共领域健康发展,公共精神的现代意蕴得以彰显。     

公共领域的延展与公共决策

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的监督、调整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网络参与的去责任化、非理性问题,同时又为公共决策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为此,在实现现实与虚拟公共领域的融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引导和法律规范,使网络空间在公共决策中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公共领域马斯洛现象与政府规模扩张分析

通过较长期的观察和对许多地方政府规模增长过程的实际考察,认为政府规模扩张有理性的一面。作为学术性研究,不仅应对政府的非理性增长作出种种分析,还应对政府规模的理性增长做出探究。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马斯洛需求层次规律演绎到公共领域,提出了公共领域马斯洛现象和公共领域马斯洛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出,公共领域马斯洛规律是导致公共管理部门扩张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政府规模理性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实体性公共空间、社团、大众传媒和社会运动。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科学技术、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

就科学技术发展来说,“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不仅直接强化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在其涉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网络伦理等问题方面又显现出了对科技发展的公共价值的相应反思。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来把握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关系问题。科技进步无疑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但科技发展及其生态和社会效应本身也可以作为公共问题在公共领域层面获得政治伦理考量。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建构科技公共交往机制,确保公众最大程度地参与科技发展的公共决策,进而推动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围绕着科技与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问题,提出适合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逐步生成。     

公共精神与政府执行力

政府的执行力是保证政令畅通的首要条件,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影响政府的合法性。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仅仅从执行工具上作文章是不能奏效的。执行者的价值取向是影响执行力的关键性因素。公共精神缺失从根本上弱化了政府的执行力,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大力弘扬公共精神,使政府的行为真正以公平正义为宗旨,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责任为依托,以公民参与为支撑。公民社会的发育、公共领域的发展和完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公共精神缺失问题,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公共领域概念的中国适用性考察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公共领域或公共领域的一些具体形态,公共领域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中国同样有现实性的意义。建构现代型的公共领域对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     

报刊公共领域与邹韬奋

众所周知,邹韬奋是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更是一名进步爱国的政论家。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和《全民抗战》刊物,由于其客观的立场、报刊的公共性和其注重与读者平等的讨论,构成了报刊公共领域。作为这一公共领域中的发言人角色,邹韬奋积极发表新闻评论,设立读者信箱和小言论等精品栏目,与读者和同仁进行交流。这些编辑出版活动充分展现了邹韬奋在报刊公共空间中的舆论引导作用。     

新公共管理放松政府管制取向与行政法发展

政府管制包括政府为了改变或控制经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颁布的规章或法律,指政府可以简单地命令人们去从事某项活动或停止某项活动,即指挥或控制经济活动.政府管制主要的执行机构是行政机关.政府管制与行政法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政府管制膨胀时期,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运动,其中放松政府管制成为各国的共识.随着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管制范围的进一步收缩,必将对行政法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培育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民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它是调节国家和社会(市民社会)的独立领域。公民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和公共权力相抗衡。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公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对公共领域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公共领域要注重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加强制度建设和健全大众媒介组织加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批判能力,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     

试论治理视野中的公共领域领导模式创新

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凸现了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领导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共领导是一种以公共组织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协同一致领导为主要特征的领导活动。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中,公共领导不同于行政领导,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在格局、目标、职能、行为上具有一系列创新之处,是公共领域中一种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导模式。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第四媒体,已悄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延伸,其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政治、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当具有公共性、非常规性、冲突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网民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实践着群体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案件审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描述性意蕴来看,公共领域是一个由公共空间、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四种现实形态构成的复合性存在,它是在与家庭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既相对立又相关联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因此,具有多重政治哲学意义。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辩证:关于公共福祉的重新争论

近些年来,公共福祉(public good)以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和公益(common good)的概念,基本上从公共管理的著述中消失了.这种不关心有其理论和教育上的背景.公共管理的功能主义方法倾向着眼于理性的和工具的公共管理层面的分析上使得公共组织所面对的实质的和哲学上的争议最少化了(Ramos,1981).这篇文章就是要提出,没有对公共福祉的关心,就不会有为下一代人构建社会同情心的视野.     

论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协商民主的实行

协商民主所体现的平等、公民参与、宽容、互动等理念表明公共领域与市民参与是协商民主实行的基础.而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缓慢、市民参与不足将制约着协商民主的施行.因此,在我国推行协商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领域,为民众营造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对独立的广阔空间.具体而言,政府要为培育和规范公共领域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培育健全的市民社会,培养公民的公共领域主体意识,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公共领域的讨论平台.     

公共领域的宪政价值及其中国意义

“公共领域”是一个理念性、实体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概念,其最根本最具特色的功能是它的宪政民主价值,即理念层面上的公共领域为现代宪政民主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实存层面上的公共领域则构筑了现代宪政民主赖以存在的深厚社会根基,而价值性层面的公共领域则为现代宪政民主提供着有力的价值支持。公共领域的培育、完善和发展是完善民主、力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社会前提。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理论既是宪政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宪政民主实践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它对于当代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刍论互联网之于公共领域的意义

互联网对民主和公共领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谁在使用、为何使用、怎样使用。网络媒介在公共领域建构中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但也难以摆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技术与社会的动态变迁,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亟需理论和概念的重构,相关研究范式也应转换。     

微博时代理想公共领域构建的现实思考

公共领域是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的中间地带。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微博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为理想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平台。微博时代如何构建理想公共领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