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税收负担的概念出发 ,实证分析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 ,通过对最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分析 ,得出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 ,并在此基础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三者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研究假设,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存在一种兼顾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根据测算,如果按照小口径宏观税负来计算的话,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约为22%。但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不存在短期的误差修正关系,税收收入的增长将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能导致税收收入增长。这为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近期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支持。     

我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从财政支出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存在着一些不对称。与会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衡量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     

“税负痛苦”

针对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有关部门发文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低。 ——税收负担和税负痛苦不是一回事，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具体而真实的负担。税收痛苦则并不完全指纳税人的负担痛苦，还包括纳税服务不周到、纳税不透明、税收支出不合理等带来的痛苦，后者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理疗中国税负之痛

许多中国纳税人对税负的感觉是不堪重负,他们只管纳税,很少感觉到享受了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普惠型社会福利适度发展的考量维度

普惠型福利的实现程度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范围。从理论上把握普惠型社会福利的适度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福利文化是三个关键性考量维度。把握普惠型福利的经济适度性,就是要在扩大福利的覆盖人群范围和供应内容、提高福利供应水平的过程中,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协调。从社会维度看,既要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做社会福利的顶层设计,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容纳空间来推进福利的普惠性扩展。普惠型社会福利与福利文化的适度性,体现为福利性制度安排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福利文化的合理因素,也顺应了新时代福利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福利心理的变化。     

中国社会福利分层:一个多维结构视角的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福利分层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催生物,也必将成为社会地位的又一象征符号。我国社会的福利分层在宏观上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二元福利分层、城市之间的差序福利分层和同城中的部门分割福利分层,在微观上表现为不同阶层的差别福利分层、同一阶层的等级福利分层以及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这种福利分层强化了相对弱势个体的心理不平衡,阻碍劳动力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加剧了社会极化,违背福利之本质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为了实现社会福利分层呈现“逆社会分层”格局,需要实行福利社会化,打破行业垄断,合理分配社会福利资源和继续推进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宏观税负与中国经济增长

税收通过影响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税率,实际税负高于最优税率就会对抑制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中国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判断出我国已进入课税“禁区”,结合我国宏观调控的实际情况提出税收及其相关方面的政策调整。     

中西福利文化下社会福利制度模式比较分析——基于中国、日本、美国、瑞典四国的考查

本文以东方儒教福利文化下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基督教福利文化下的美国、瑞典作为案例,对四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福利文化根基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其福利文化的异同,以及社会福利制度模式的差异。比较的结论在于借鉴与启示,由此,提出了其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三点启示,从而印证福利文化在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地下经济视角下的我国未观测宏观税负

地下经济虽然未被纳入经济核算,但着实为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影响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本文通过测算地下经济的规模,进而将其纳入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之中,得出我国未观测宏观税负。同时,本文在测算地下经济规模时,使用电力消费总量这一指标,使得相比较以往研究,宏观税负更加接近真实水平,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