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思维

说到“样板”,没有比“样板戏”更容易勾起一代中国人思绪的了。以“样板戏”为全部“文化”的那场“大革命”,其发动离现在整整三十年,其终结也已经有二十年了,“样板戏”浮沉一度,在去掉神圣背景后也早已登台。 “过来人”对那熟悉的腔调,听来感觉大不相同。有人起了“冷痱子”,勾起牛棚回想;有人回味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重温小姜文似的情趣;或者还有人会发“辉煌不再”的叹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诗无达诂各有所悟,当然是谁也奈何不得的事,但是,几个戏竟     

也谈“用人之道”

据说,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子贡坐马车出游,马忽然挣脱缰绳去啃吃路边的庄稼,田里的农夫很生气,就扣住了这匹马不还。子贡自告奋勇去交涉,说尽好话却未果。而后,孔子派其马夫去处理,马夫先与农夫拉了一会儿家常,然后拍着农夫的肩膀说：“大哥,你不是在东海里种地,我们也不是在西海里游玩。缘分让我们碰在了一起,我的马怎么会不吃你的庄稼呢？”听罢,农夫大笑起来,     

也谈“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的道理常常为人们讲起。“亡”了“羊”,建立些防范之“牢”,吸取教训,健全措施,本来无可厚非。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启发人、教育人的工作,自然免不了常常要从一些既成的错误和问题中总结教训,查找漏洞,健全措施,以警后来,不能总是一味地把眼光盯在已经发生和过去的问题身上,抓住不放。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问题上,往往仅注意“补牢”,对所“亡”之“羊”却追究不够甚至     

也谈“难得糊涂”

清人郑板桥有句名言叫“难得糊涂”。这是他在二百二十多年前为民请命、得罪了豪绅后发出的忧愤和呼喊。那时黑暗腐败,豺狼当道,想明白也办不到。可是,时至今天,仍有人信奉“难得糊涂”、以糊涂为是,身患“糊涂症”,其症有三。 一曰真糊涂。当今社会上真糊涂者确系有之。据八六年一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第四版《这,说明了什么?》一文载:某县一区委组织干部和一区中心小学校     

也谈“感情投资”

读了殷国安同志《‘感情’岂能靠‘投资’》一文(载贵刊九五年十期“思想漫谈”专栏),颇受启发,又感意犹未尽,亦有不敢苟同之处,不揣浅陋,撰此文以抒拙见。 作为专职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感情投资”已耳熟能详,但从未深究过其构词的通顺与否。拜读殷文方触发出灵感。笔者以为,“感情投资”一词并未有构词不当之误,其在词法上符合构词规则,在词义上符合语法逻辑,既无“不通顺”之谬,也不属搭配不当的“杂交”。君不见,“杂交”往往出新出奇,看似“别扭”,实则标新立     

也谈“长官意志”

六年多以前,读到一则思想评论,那篇文章的作者对“长官意志”一词进行他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见解有独到之处,诚为一家之言。当时,我觉得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还可以作另一种分析,于是写下了不短也不长的一些意见。其后,因为对这个词儿的议论戛然而止,我就将它束之高阁了。0 本来,对任何一个词的使用,都是要讲究准确的。词儿不可滥用,我从来是十分赞同。但如果用得恰到好处,倒也并无妨碍,正如大家所主张的“不因文废人”或“不因人废文”那样,可以不因滥而废词嘛。关键是要把这个词的含义真正搞清楚。因此,我     

也谈“慎交友”

“慎行、慎友、慎独”,是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动员大会讲话中,针对侯伍杰、邵建伟等几起腐败案所暴露的问题,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生活方面的自律所提出的要求。也真是,这些年来不少位高权重者身败名裂,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原因虽说复杂,但其生活圈子过乱、社交圈过杂、交友不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像早已被法办的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李嘉廷、王怀忠等贪官,还不都是热衷于傍大款,总乐于结交一些富商和私企大老板,大搞权钱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这些找上门来的“朋友”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疏通关…     

也谈“抱愧山西”

这些年,你到广东海南京津沪浙闽苏一线看看,一提起山西,有些人总不免要嗤之以鼻,觉得那里的人们实在是太“土老冒”了。“土老冒”者,即保守封闭落后、时不时还冒点傻气以及从来没见过大世面、走过大码头之谓也。就是在山西的娘子关内,也有不少人以此对     

也谈“条子”现象

最近报纸揭露,由于开封市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乱批条子,开封市供销社农资公司化肥总购进量的百分之四十被六百五十张人情化肥条子从后门购走,严重破坏了国务院规定的代肥实行专卖,直接卖给农民的政策。 此事被报章披露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人们提出了“条子现象”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条子满天飞,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有“条子     

也谈“红高粱现象”

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得奖,在国内上映后,引起意见纷纭,反应千差万别。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最近,我到离山东高密不远的一个县采访,基层同志谈起这部电影,也是称誉与指摘并存,喜爱与厌恶均有。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一石尚能击起重重涟漪,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得奖电影岂能不惹动众多欣赏者的千差万别的看法。这次之所以能造成议论众多的局面,原因可能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或许是高级领导没有出来作“结论”,权威报刊没有出场当“判官”。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人群的口舌议论早就寂然了。     

也谈马克思主义“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得以提出的思想文化土壤，便是儒家学说的实践理性。从辩证的认识论视角看，实践理性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思维局限。自觉克服这种思维局限，优化主体的理论思维，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以致用原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车子问题”

近日拜读付祖尧先生《又想起陈景润》(载《民主》1997年第8期),心里很有些感慨,在此仅就付文中所述之“车子问题”谈点想法。据说领导干部配车是要讲级别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应该遵循“干部级别与乘车品牌成正比”之原则,一级一级往下降,那么降到乡一级该坐什么车呢?吉普?或者吉普也够不上;三轮?没听说过。     

也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国传统的清官思想。说的是某一任期内的官员，在其所辖区做出一些政绩，恩泽当地的百姓，以图流芳百世。在新的历中时期，提倡这一思想，固然可以给领导干部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促其在任期内，不致碌碌无为，而有所成就。但是，它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思想往往导致有的领导干部，只顾“一方”好处，忽视“四方”利益。这种领导，只把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发展上，不管整个国家、其他地区的利益。更有甚者，以邻为壑，相互封锁。在全国要形成统一开放…     

也谈“错字及其他”

读《民主》月刊今年第6期上齐灏同志《错字及其他》一文,深有同感。书、报、刊及各种传媒、载体上错字及其他知识性错误空前泛滥,看来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一大疵点,且有传染蔓延之势,正像电视广告上说的:“不治可不行!”齐文从高层次——人民大会堂,某“大报”及中央电视台栏目中举例,我想要转移风气,治此“顽症”,也必须如此“高屋建瓴”才行。     

也谈“不包分配”与教育改革

本刊陆续刊登了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后,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在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表现出对教育改革的关注。现选登其中的几封来信,以活跃思想,探讨问题。     

也谈进口“洋忌讳”

一位华人来中国访问,从南到北跑了一转,看到一些大旅馆忌讳起“13”来了,饭店没有十三楼,房间没有十三号,他大为感叹:“学西方竟……连目前已被西方打破的迷信都采用上了”,“岂不让人笑掉了牙！”《中国法制报》也载文指出,进口这种“洋忌讳”,不过是“早已有之的‘月亮是外国的圆’心态的变种而已”。 这使我油然想起古时“东施效颦”的故事来。那西施整日捧着心儿,蹙着眉儿,原本是因为患有心病。东施却把病态当美容,痴心仿效,终被后世传为笑柄。     

也谈“每日四问”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倡每日四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显然,这种“每日四问”与春秋时期曾子坚持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充分体现了可贵的自省意识,至今仍不过时,尤其值得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也谈“先富”与“共富”

也谈“先富”与“共富”侯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但是，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和同等的，而是有先有后的。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近年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说法:当官是走“红道”,经商是走“黄道”,做学问是走“黑道”.当官有权,经商有钱.做学问一无权,二无钱,只有青灯一盏.因此,有路子当官的都奔向仕途了,有办法经商的都当经理去了.人各有志.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无可厚非.不过,我希望把做学问称之为“黑道”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嘲(中国知识分子很善于自嘲,如“文革”中自嘲为“老九”),不应当是一种自贬.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其能力大小是以其对社会影响大小而定.根据其对社会影响的范围和久远,可以分为     

也谈“国有资产不能白白流失”

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本刊关注及此久矣,目的是在提请有关社会各界人士注意、并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是作者对本刊相关文章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