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东北亚国际经济大市场——访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

沿边开放对绥芬河这个边境小城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市的市长赵明非以他活跃的思想,大胆的闯劲和实干的作风,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投入开放热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久前,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轻的市长。     

治理整顿是调整理顺经济的机遇——访淄博市市长韩新民

对于当前这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经济调整来说,竞争意识敏锐的韩新民不是那种承受意识不足而愁眉苦脸的人,他以为这是一次难逢的机遇,并说谁早调整谁主动,谁调整得快谁将来得益匪浅。 今年47岁的韩新民,令同行们羡慕的不仅是年富力强、专业知识层次高和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而且羡慕他事业上的成功和在困难当中往往走好运的开拓本     

“负债市长”谈风险投资——访广东省佛山市市长于飞

广东省佛山市市长于飞,被人称为‘负债市长’。这指的是他不仅主张进行负债建设,而且还这么做了。有人认为他不去堂堂正正地争取国家投资,而靠借贷,甚至向国外借债。这样做不敢说是歪门邪道,但绝非正道。于飞的主张和实践的结果怎样呢?记者通过访问于飞,向我们报道了一位既有战略眼光又有经营才干的领导干部,以及‘明星城市’佛山的巨大变化。     

唱好改革开放二重唱——访青岛市市长郭松年

近两年,青岛市围绕开放进行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使改革、开放这首二重唱越唱越会拍,越唱越响亮。最近,我们访问了市长郭松年。 五十五岁的郭松年,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担任过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局长等基层领导职务。他对全市的经济发展可说是成竹在胸。 郭松年向我们介绍说,青岛是一座海滨名城和老工业基地。一九八四年以前,青岛的经济同国内各地联系     

丹东的思考——访丹东市长郑平

前些时候,记者在丹东同丹东市市长郑平作了一次交谈。郑平刚从北京回来。他去北京主要是汇报丹东关于下一步改革的设想,记者也正好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我们的交谈便很快进入正题。 郑平说,“丹东的改革同全国比,起步不算太晚。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市就被列为全国十四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这给我市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有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权限。从此,我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综合改革试点的新阶段。”     

煤城的出路——访焦作市市长张国荣

位于豫西北、太行山南麓的焦作市,是一个以采煤起家的新兴工业城市。象所有煤城一样,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煤炭工业的兴旺之后,随着资源的递减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便接踵而来。煤炭城市究竟应该往哪里发展?一年前由平顶山市调任焦作市任市长的张国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发展是所有煤炭城市的共同出路、必由之路。物华天宝 挖煤起家     

上海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访上海市市长江泽民

阳光灿烂的五月,北京首部机场,一个由十二位市长组成的高级代表团登机启程,他们将飞往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代表中国参加“人口与城市未来”国际会议。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市市长江泽民。 在将要飞往国外的时候,江泽民对记者说,“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这当然不光是指上海人口已超过墨西哥城、东京,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访天津市长戴相龙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列入“十一五”规划,标志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了国家战略。天津市长戴相龙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时说,“天津发展正迎来最大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市长与市场——全国市长研究班研究热点

市长与市场,这是一个许多人既熟悉又不完全熟悉的问题。最近,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市长,在研究班上就此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探讨。 市长研究班创办于1983年,每年不定期地举办1—2次,这次是第16期,在远离北京闹市的西郊田园庄举行。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 这期市长研究班正值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市长们研究的热点。     

促进经济发展 加快城市建设——访南京市市长王宏民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建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城市建设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综合发展实力的主要标志。 去年以来,南京市抓住全国第三届城市运动会在南京召开的契机,投资10多亿元改善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新上了一批城市的标志性工程,努力实施市容卫生的长效管理,加大城建工作的力度,使全市市容市貌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日前,南京市市长王宏民就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促进经济发展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王宏民说,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是全省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南京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特大型城市,各项建设和发展都应该符合省会城市和区域中     

成都的“诀窍”——访成都市市长胡懋洲

在市长岗位上 早就听说成都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早,成效技为显著。最近,有关方面组织首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去成都看了看,果然不错。我们在大街小巷转了转,只见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合理,市场繁荣兴旺,商品丰足、齐全。不少商品,尤其是人民生活必需的蔬莱、副食品,价格比北京便宜得多,生活服务设施也比北京方便得多,同行者交口称赞。在我们访问的众多工厂中,多数工厂企业内部改革正在深化,干部、工人的精神面貌很好。 那么,成都市的经济是如何“活”起来的?他们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其他城市又有什么不同?就这些问题,我们访问了成都市市长胡懋洲。 胡懋洲市长说:“成都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算起,巳经经历了九个年头。从改革的内容和重点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3年以     

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访浙江省温州市市长陈文宪

“质量是温州的生命!”温州市市长陈文宪这样大声疾呼,是在1994年5月该市一次前所未有的万人大会上。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质量立市! 两年过去了,温州发生了惊人而又可喜的变化。这从两次与温州有关的会议就可以看出。一次是国家经贸委召开的质量会议,破例指名要温州市政府派员到会上介绍质量振兴的经验,另一次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在温州召开全国质量现场会,推广温州质量立市的经验。 从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重灾区,到向全国     

依长江而立 因改革而兴——访安庆市市长谢永康

安徽省安庆市,这个刚刚“浮上水面”的小城市,近几年来,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动中新事迭出,连爆冷门。1980年,它率先实行中央企业向地方国营、集体企业横向融通资金集资办厂;1981年,它又开始在本省和全国各地经营地方特产,开办“安庆之窗”;1984年,它开辟大跨度横向联合的“民间外贸”渠道。两年多时间,由该市一家新办集体企业,     

用科技创新赢得21世纪——访天津市市长李盛霖

21世纪充满了机遇和希望,也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深刻认识到,谁在科技上创新,谁就能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谁在科技上领先,谁就能赢得未来。面对新世纪这种科技掌握命运的局面,我们天津将如何走畅自己的发展道路,将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制高点?本着这些想法,我们走访了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同志,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治理整顿中稳定发展——访安徽铜陵市市长汪洋

1989年,在全国工业生产速度迅速回落中,作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的安徽省铜陵市,王业速度仍增长15.3％。日前,记者就在治理整顿中如何求得稳定发展等问题,走访了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汪洋。汪洋认为,治理整顿的目的是把过热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但并不是不发展,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发展速度越慢越好。他结合铜陵的实践认为,在治理整顿中求得稳定发展,要处理好四方面的关系。 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但应该达到的速度还是要争取,特别是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原材料工业和支农     

“桥头堡”的承诺——访江苏连云港市市长徐守盛

1992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连云港庙岭新港区,他兴致勃勃地询问了港口建设及新亚欧大陆桥贯通两年来的运输情况后,指着脚下的集装箱码头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994年5月17日,李鹏总理第二次到连云港视察,早在1985年他在视察连云港时就指出:“连云港这个港与别的港不一样,它的作用没有别的港可以代替。”这一次,他站在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标志建筑前,对陪同考察的省、市领导强调说,连云港的优势就是配合大陆桥搞集装箱运输,你们要建第三、第四代集装箱码头,集中力量抓好集装箱运输…… 谈起这些往事,体味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托和期待,江苏连云港市市长徐守盛十分激动。他说,近年来,我们根据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指示,加速了港口建设,完善桥头堡功能,搞好陆桥过境运输,为沿桥地带的开发开放和亚欧经贸合作与发展服务。     

以“内功”应外变——访抚顺市市长丁兆民

1989年,我国的经济过热开始逐渐降温,但市场疲软又给经济带来新的困难。辽宁省抚顺市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因此低于往年,但上缴利税却增长了15.5％,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7.23％。为解其中“奥妙”,我们采访了抚顺市市长丁兆民。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新举措——访上海市市长黄菊

“上海作为国营大中型企业最集中的特大城市,一定要以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在进一步搞活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方面,争取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上海市市长黄菊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的开场白。     

要学会筹资买“公鸡”——访郑州市市长胡树俭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作为管理和组织千家万户生产和生活的一市之长,那本“经”有多难念是可想而知的。当前,最叫市长们伤脑筋的是什么呢?是城市基础设施欠帐过多,又无固定投资渠道。 有着强烈时代责任感的市长们为此忧虑焦躁,有的甚至奔走呼号,因为他们最清楚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对外开放有多么重要。正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叶如棠所说,如果把经济建设看成是“母鸡”,那么基础设施就是“公鸡”。一个城市基础设     

“经济特区”的由来——访深圳经济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

1979年12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国务院做专题汇报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经济特区"这一名称。本文是对这位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的首任市委书记、市长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