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若干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了一定数量的驰名商标,保护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审结的案件中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设立的目的认识不清、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原则模糊、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标准和尺度不统一等。外界对于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已提出了负面评价,认为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已出现草率和过滥的势头。由此会淡化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的信赖,进而损害整个驰名商标保护机制。本文旨在通过对实际案例中反映出的问题入手,提出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对策,以求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保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避免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异化。     

关于驰名商标司法保护价值取向及制度设置的思考

编辑提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是当前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热点问题之一。为进一步研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统一司法标准,准确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将驰名商标司法保护作为调研课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将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适用标准的司法解释。时值年末,本刊特别策划了对驰名商标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的探讨文章。本期约请的作者,有的从驰名商标司法保护总体价值取向和制度设置的宏观视角出发,从制度的层面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司法保护;有的立足于司法审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驰名商标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解决对策;还有的从学术理性出发,简洁明了地提出目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异化问题,值得深思。而国际条约和国外有关国家在该问题上的规定和做法介绍,则是他山之石。希望本期策划文章,能引起读者思考,并展开讨论。     

论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兼评驰名商标保护司法解释

我国于2001年确立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由于体制的不完备及种种客观原因,产生了系列问题。即使如此,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也具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不应废除,但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制,使其充分发挥该制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功能及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功效。新出台的《驰名商标保护司法解释》,针对目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混乱状态,做了相应规定,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广东省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调查与思考

到目前为止，广东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共18件。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始终坚持被动认定、因需认定、个案认定、事实认定的原则，全面衡量稳妥掌握树立权威，坚持中院管辖实行备案制度，既不人为地抬高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门槛，也不刻意降低认定的标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法院开展认定驰名商标的工作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以致在认定过程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个别裁判文书的表述不符合事实认定原则的要求、各地法院对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把握上不统一、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尺度把握不一、对未注册驰名商标认定的标准、保护的力度等难以把握等。针对存在的问题，调研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论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的界限

鉴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对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立法缺陷,在分析我国现行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制度中有关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国际上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界限所涉及的四个参数即"驰名"的基准点、"公众"范围、"知晓"广度和"声誉"程度作了讨论,以为今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度构建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论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

本文从驰名商标的概念入手,介绍了驰名商标的特征。文中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所遵循的原则、认定的标准及认定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行了介绍与分析。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     

论弛名商标司法认定中的认定原则及认定标准

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在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中,认定原则及认定标准是驰名商标认定的基本限制。本文从驰名商标的发展过程出发,先正确认识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再具体分析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原则及认定标准。     

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完善

2009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依据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一方面就<商标法>和现有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规定中存在的不足予以补充,如重新界定了驰名商标的含义、进一步明确了设立驰名商标制度的意图等;另一方面,对我国现行商标法律制度尚未涉及的问题也作出了新的规定,如关于注册商标与在先驰名商标冲突问题的解决方式、驰名商标淡化问题的规定等.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务方面,<解释>的规定可以说均属于对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本文简要分析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制度的目的,并提出了完善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以及规范司法认定的几点建议。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职权性审查

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民事个案中认定驰名商标，本是保护驰名商标的重要执法措施。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出现了被“异化”和“神话”的现象。司法层面上的原因是驰名商标诉讼中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被弱化。认为驰名商标诉讼的目的和价值决定驰名商标诉讼中应强化法院主动审查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在司法实践中从程序上构建判前内部审核制度和实体上强化司法主动干预两方面规制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制度。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

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着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多头管理等问题。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建立由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官制度非常必要。应该在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内设置社区矫正官一职,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并赋予其执法主体的资格。同时,公安机关应该退出社区矫正。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若干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司法审查与一般行政案件相比,在不少方面具有特殊性:原告资格更加宽泛;被告除了传统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外,公共事业单位也可以成为被告;在起诉期限问题上,难点是确定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起诉期限;在合法性审查方面,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公开例外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裁判方式主要有责令履行、驳回诉讼请求以及确认判决。     

论新时期的司法鉴定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去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行两年多来我国司法鉴定的现状进行评估。特别分析了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鉴定人资格准入、评级认证、重新鉴定、终局鉴定、鉴定机构自律等。期待构建统一的分级司法鉴定体制。     

身份犯之共犯:以比较法为视角的考察

共犯与身份是刑法理论上一个较为疑难的问题,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对此都有明文规定,因此形成关于共犯之身份犯的教义学原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共犯与身份问题的一般性规定,而只是在刑法分则中存在个别性规定以及在有关刑法解释中存在规定,并且这种规定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本文采用德日刑法学关于共犯之身份犯的教义学原理,结合我国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共犯之身份犯的定罪及量刑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本文对于从法理上正确理解共犯之身份犯,并为共犯与身份的立法与司法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司法鉴定人资格

司法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而明确司法鉴定人资格是完善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前提。在对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控制上我国一度处在规定不明,审查不清,制度混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许多案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反复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通过比较国外相关制度,梳理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若干建议。     

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股东是公司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股东资格又是股东地位的法律基础。隐名投资争议中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遂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难题。为了给司法实践提供有效解决的路径,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厘清基本概念出发,对争议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提出借用《合同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和代理人身份不公开制度来解释隐名投资的内外关系,并结合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对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自2002年开始,我国的司法考试至今已历三届。我们选取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的若干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进行观察思考,以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原则与精神为基准,对司法考试做一检视,其内容包括考试的性质、名称、主管机关、报考资格、通过条件、经费开支,以及法律职业资格的效力等问题。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刑事证据能力的法定与裁量

法定和裁量是诉讼过程中确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刑事证据能力规范在内容上的复杂多样,使得一部成文法典无法将它们完全包含其中。而且刑事证据能力规范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定化。在成文法中确立的证据能力规范,只有一小部分适宜采取确定性规则的形式,而更多的则不得不通过标准或原则的形式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证据能力规范是从司法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规范,立法机关能起到的作用甚为有限。因此,在我国试图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完备的刑事证据法典的想法并不具有可行性。     

Bite Mark Analysis in Foodstuffs and Inanimate Objects and the Underlying Proofs for Validity and Judicial Acceptance

Even though one of the first bite mark cases was Doyle v. State in 1954 (a bitten cheese case), th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bite marks inflicted in human skin. As published Papers, Case Reports, or Technical Notes can constitute precedents which are relied upon in making the legal arguments an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case law exists in this area, we pres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n bite mark analysis in foodstuffs and inanimate objects and their underlying proofs for validity and judicial acceptance according to Daubert ruling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vulnerability in these procedures, and it is essential to demand for focus scrutiny on the known error rates when such evidence is presented in trials. These kinds of bite marks are well documented;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nowing that the protocols of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orensic odontolog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