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重庆新农村治理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治理。重庆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由此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模式,这其中会蕴含一定的规律性,把握其规律性,构建新农村治理模式,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从而推进重庆市新农村建设。     

创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的创新探索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农村治理模式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已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阿旗积极探索建立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并把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从集体资产承包、土地流转、产业项目等经营性事务,扩展到村级公益性事务、村民自治、党的组织建设等政治事务领域,为创新农村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经验和重要启示。     

习近平公共治理思想探析

治理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意味着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和创新。公共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概括凝结,是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其以符合中国国情、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实现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内容涵括政党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系统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继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折射出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特色。     

乡村治理与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研讨会综述

2006年2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在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官员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深入研讨。2006年2月18日—1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乡村治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召开,与会的农村问题专家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植根于中国的国情与实践,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开辟出一条超越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权利的实现,最终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使其真正成为具有鲜明中国逻辑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治理的新范式。     

农村改革与农村治理结构重构--永安农村建设的探索

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福建省永安市以林业改革为抓手,引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突破、林农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促进了农村基层改革,重构了农村治理结构,探索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现实路径。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我国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与困境,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及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我国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三方面的逻辑合法性:理论逻辑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历史逻辑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是源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这三个方面的逻辑分析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探析毕节模式对中国多党合作的价值和意义

毕节试验区成立20多年来,一种成功的模式--毕节模式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毕节模式成功的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辟了新思路,为中国参政党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现实舞台,充分彰显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的内容.毕节模式是中国多党合作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     

公共事业管理的比较研究

管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分化。公共事业管理作为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诞生的一个新生事物 ,它是社会公共组织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协调发展 ,依法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的维护等所进行的规划决策、组织协调和控制监督过程。它在管理目的、管理职能、运作方式、管理的主客体、人员要求等方面与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有着严格的区别。     

关于社会管理理论若干问题探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提出了社会安全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等一系列社会管理的具体领域。本文对国内外学者主要社会管理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并对社会管理理论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问题等进行讨论。     

布依族地区村级治理政治文化的影响及意义

布依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村级治理及政治运作中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凸出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调动布依族地区村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 ,增强村民群众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民主意识 ,从而加快我国尤其是布依族地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有利于调动村民群众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政治事务的管理 ,增强村民群众的地方政治认同 ,充分实现和保障村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奠定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有利于加强布依族与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 ,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依赖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哲学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工作得出的科学理论判断;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哲学观点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对公共行政的再反思——新公共服务的提出

公共行政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已开始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它提出了众多引人瞩目的观点,对公共行政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然而公共行政本身也在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着反思,公共行政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该向着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各种理论相互批判地吸收,实事求是地融人到各国的改革实践中去,才能获得更完善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重述: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思路与基本主张

在需求溢出理论看来,公共事务源于个人的需求溢出,即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的状态。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使命,而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的唯一途径就依靠公共生活中别人的利他行为,因此公共性就是利他性。需求溢出问题的解决顺序应根据需求正义来确定,需求正义应依据传宗人理性来衡量。公共利益是需求冲突中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的一方的需求溢出;御器之术和统术之道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核心竞争力在于培养人的利他之心、利他之识、利他之能。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问题及对策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指向,亦是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城乡关系演进,归纳整理其存在问题,对现阶段我国完成民族复兴伟大构想,建设城乡一体化、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部分，它是公安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力，也是公安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

身份危机一直困扰着公共行政学,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关于什么是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对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回答并不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建构,相反它可能更依赖于我们的信仰,依赖于我们如何认识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依据范畴(boundary)、焦点(core)、关键词(key words)与论题(issue)等四个要素,公共行政大问题可界定为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的合法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始于何处;组织层面的有效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自身如何运行;价值层面的责任行政所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行政归于何处。公共行政学大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而是因为这本身可能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公共行政学能否回答这些大问题,与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获得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