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改旗易帜”

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众议院大选，在众议院480个席位中，民主党获得308席，超过半数获得压倒性胜利。而自1955年成立后只在1993年短暂下野的自民党，因只获得119席而再次下野，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首次失去国会第一大党地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获得21席，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分获9席和7席。     

"55年体制"结束后的日本共产党

"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日本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党在政治理论和现实路线等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使之与变化了的日本国内形势相适应,继而稳固了其在日本社会的地位,但同时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总体右倾化大趋势的影响,日共面临的挑战仍是十分严峻的.研究其发展状况和趋势,对于了解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

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我们党80年领导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当前坚持二者的统一,就是要努力实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坚持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分为最近目的和最高目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必须相统一。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论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论述了现阶段党的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关系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 80多年的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不断调整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 ,致力于两者辩证统一的历史 ,通过对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调整两个纲领关系问题上得与失的历史考察 ,总结和概括党正确处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关系的基本经验 ,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怎样理解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我是一名青年团员，内心萌生了入党的愿望，在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时，知道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但理解不深，请《党课》予以指导!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合法性资源的思考

随着社会形式和结构形式的多样化、民主政治的推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和国际间的交流,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建设,成为党在新时期建设的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本文从执政党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分析以及合法性资源营建方面进行论述。     

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在日共的影响下,台湾先进分子在岛内外开展共产主义活动,为台共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力量;在日共外围团体——日本农民组合和劳农党的指导下,台湾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为台共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27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日本共产党组织台湾民族支部,日本共产党就是接受这个命令,担负起了组建、指导台共的责任。台共成立后,日共屡遭日本警察的破坏,使得日共对台共的工作难以进行有效的指导。     

试论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展呈、危害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公共政策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以政策决策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和参与主体共同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     

中国近代化纲领的文化学解读

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先从舰炮练兵术引进,再到制度引进,进而到思想文化更新的变革趋势。中国近代化纲领,就是中国文化进行变革和再建的纲领。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之文化革命任务的前半部分,即通过思想文化启蒙从国家、器用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民主意识等的转变,这种历史文化观念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之文化革命的历史使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从文化学意义上讲,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文化冲突、整合与发展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资源在不同时期合法性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并具有流变性特征.政治合法性体现意识形态、领袖个人魅力、执政绩效和民主法治等层面.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合法性资源不断弱化;政绩合法性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主法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日渐突出,体现在基层民主、社会治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不同层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资源在不同时期合法性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并具有流变性特征。政治合法性体现意识形态、领袖个人魅力、执政绩效和民主法治等层面。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合法性资源不断弱化;政绩合法性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主法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日渐突出,体现在基层民主、社会治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不同层面。     

社会转型期的合法性危机及其防范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产生合法性危机。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 ,在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存在着合法性的种种风险 ,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加强研究 ,切实地加以防范和消解     

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意识形态合法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后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共同战略选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选择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构起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单纯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无法支撑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整个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超越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论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是合法性的基础,但合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当下,人们一般认为,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文章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危机.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党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统一

和谐是我党所要实现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动态实现的过程。新一代中央领导并不回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矛盾与不和谐状况,而是务实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我党不仅提出了价值层面的和谐社会目标,而且将其落实到社会主义制度层面和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层面,使之与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执政能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路径。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通过新时期党的最低纲领即三个文明建设来实现。其次,从执政党的角度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五个方面思路和措施。再次,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根本指针。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拓展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意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各种合法性资源,以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居安思危,奋发有为,积极拓展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