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姗：澄明之悟 尽享当下

杨惠姗．上世纪70年代台湾家喻户晓的演员，曾连续两年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而她另一个身份则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推动者之一。1987年．杨惠姗在颠峰状态离开电影，投身中国现代琉璃艺术．创立琉璃工房，苦心研究特殊的琉璃脱腊铸造法。时至今日．琉璃工房一直以世界第一个现代中国风格琉璃艺术创作团体深自期许。     

台湾纪录片的创作历程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公营部门（如“行政院新闻局”、“文建会”、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国家文艺基金会”、电影资料馆、公共电视），与民间单位（如全景基金会、联合报系、超级电视等），以及一些个人的积极推动下，台湾纪录片无论在拍片数量与品质、纪录片工作者人数与技术上，较比过去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与同一时期已逐步凋零的台湾剧情电影相比较，纪录片的发展在台湾有一种格外耀眼的光芒。纪录片俨然已成为当今台湾影像的显学。     

影像主体性的分径 ——试比较大陆"第五代电影运动"与台湾"新电影运动"

电影主体性曾是20世纪80年代学界争论的重要议题,大陆第五代电影人与台湾"新电影"干将几乎于同一时间介入电影主体性的问询之中,时过境迁,当"华语电影"的大共同体概念不断被提及之时,重析"第五代"与"新电影"的主体性差异对当下的"华语电影"研究大有裨益。     

“TFO台湾电影交响乐团”首演大作 电影幻声交响秀（新影篇）

6月18日，全台湾最大型、最精彩的跨界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绚丽演出。这个曾经在欧美非常流行的影音混搭式跨界音乐会，无论是临场感十足的电影实境剧场，还是震撼听觉的本土化环绕音效，都给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为此，我们特约请台湾影评人吴孟樵，用她的笔带给我们全新感受。     

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新电影表征了当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巨大转向:由乡土转为本土,由中华认同转为台湾认同。反帝反压迫、反思殖民现代性等批判性向度,是早期台湾新电影的乡土意识的主要内容;而继起的本土意识则失去了乡土意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其以族群对立、省籍区隔为基础的电影叙事,反映了一种"反外省"、"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乡土与本土是重估台湾新电影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身份认同及国族想象,二者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对立纠结,也显示了"中国结"与"台湾结"在当代台湾社会之差异互现的结构性在场。     

中国民族电影述评

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虽然曲折，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从解放前的寥寥几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每年十余部，再到今天的每年数十部，民族电影单单从数量上便有了很大的变化。     

爱了，成熟了，怀旧了——“蔡琴2007新不了情北京演唱会”素描

台湾歌星蔡琴和她的歌曲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像记者这样60年代出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于大学校园的听众而言，记忆深处的蔡琴总让人联想起初恋和温柔。     

《西门町》：文化缺失下的烟花

近年来，将地标作为拍摄主题似乎成了台湾电影的一大趋势。从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书写垦丁海边的浪漫奇遇；到钮承泽的黑帮电影《艋胛》追忆上世纪80年代万华区的热血青春；再到九把刀自传意味浓厚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借初恋呈现故乡彰化的风土人情。这些贴上地标标签的电影，无一例外，都与故事发生地密不可分，一旦脱离开来，故事也无从讲起了。     

社会历史变迁下的台湾电影女性形象

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电影中各个阶段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解剖,指出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变化是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并进而指出,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不失为台湾历史珍贵的集体影象记忆。     

蔡元培与电影的不解之缘

<正>从某种程度上说,左翼电影是蔡元培推动的教育电影运动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开出的绚丽花朵,这也是作为民主革命家的蔡元培为中国电影事业和中国民主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片断)诞生,中国电影已走过了110个年头。翻开浩瀚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画卷,有一个名字熠熠生辉,那就是"蔡元培"。作为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的蔡元培先生,毕生倡导教育救国,把电影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利用电影开启     

台湾电影笔记（下）

光从海平线上来1979年后台湾社会逐步走向一种软性权威的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松动却带来了台湾电影作品的进一步堕落,在新电影运动出现之前,台湾电影似乎已经到了所谓的“国片死亡”境地。而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成功出现,给台湾的电影业和当时一群默默无闻的年轻电影人带来了曙光。台湾新电影运动,就如同电影史上其他的电影运动——意大利新现实、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一样,在主题、形式各方面,发展出另一种可能性。     

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从最初的展映、到互相开放市场上映影片,再到合作拍片,这些合作让世界电影人和观众在交流中不断受益。在交流中增进了解中国电影"走出去"是几代电影人的梦想,他们期待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影了解中国。这个梦想从启动至今可以说初战告捷,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加强。1982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意大利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集中放映135部中国电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自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放映活动都在持续增加,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局势动荡 四老帅分析国际风云 最后嘱托 周恩来心系台湾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交恶，中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深渫远虑，推开中美关系大门。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使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两岸关系出现了改变的契机，周恩来关心台湾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论夏衍的文学电影改编思想

上世纪50、60年代,夏衍结合自己的电影改编实践.就文学的电影改编问题集中发表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但作为左翼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现实主义精神、社会功利性的追求使其"忽略了在电影艺术与文化的创造和生产里所包含的复杂的影像形式和个人选择的因素";其中的某些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或许风光不再,但有的论说由于固有的现代性仍不失其价值.     

父爱无疆——我的父亲周清辉

我的父亲周清辉是台湾台中市人，1948年从台湾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父亲一生中坎坷不平，上世纪50年代离京下基层；60年代被迫到粮站扛了几年麻袋；70年代末在山西大学外语系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培养日语人才。他亦是山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山西省台联工作10余年，使得山西省台联事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跨地域语境中台湾电影的台湾形象建构与迁化

跨地域语境下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是中国形象的区域性建构与想象。台湾电影中的台湾形象总是置身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文化三角"模式中,并以一个相对于"父"的"子"形象被加以建构和塑模。台湾历史性地纠结于我性的祖国之"母"、"宰制之父"(清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和"传统之父"与他性的"殖民之父"(日本)和"西方之父"(美国)所形成的文化"夹缝"中,表现为悲情"弃子"和现代"游子"的演变。台湾形象中强烈的主体意识、浓郁的文化乡愁和历史的无家焦虑之间的冲突,凸显了中国国家形象中最为纠结和最为繁复的特殊景观,昭示了想象和建构的艰巨性。     

我的爷爷在台北

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我孩提的时候，“爷爷”这个称谓，在我们家是忌讳莫深的——因为爷爷在台湾。     

重新发现广西文学

在20世纪90年代，我正在古都西安读大学，对广西文学的印象，似乎是朦胧的，在大学课堂发现广西文学只有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韦其麟的《百鸟衣》等零星的作品，其他的只剩下红遍中国的《刘三姐》电影了，以至于在《电影美学》课欣赏电影时发现《黄土地》竟然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时，心中自然有一份惊喜。毕业以后，     

卓别林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兼谈跨文化接受史研究

自1915年中国报刊上首次出现卓别林的名字以来,中国观众对卓别林电影的接受已逾百年。最初,卓别林被中国观众称为“滑稽大王”,这是他在中国获得的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一副面孔。1930年代初,左翼批评家透过阶级分析的滤镜,赋予卓别林无产阶级同情者的身份。1952年,卓别林与美国政府决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着力争取的世界知名人士,在苏联和中国又被塑造为受美国政府迫害的进步艺术家。新时期,中国密集译制卓别林电影,在接受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退场,其电影喜剧技巧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卓别林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为跨文化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可由此反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侧影。     

中国电影青年形象概观

电影与青年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青年是电影观众的主流,电影也着重讲述青年的生活以及内心的精神状态。中国百年电影史有着一个系列的青年形象,他们都同时代保持密切的关联: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青年形象是迷茫的,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真正找到生存的出口;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青春形象是激昂的,革命的气氛一扫旧时代社会的阴霾,满怀激情地融进特定的新时代;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青春形象是个性的,在思潮涌动中试图找寻到自我;而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电影青春形象裹挟在“网络”环境的时代特征之中,进行着爱情的种种感受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