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积极开拓经济增长新模式

在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油价下跌的冲击后，富产石油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合会”，由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组成）国家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非石油产业，推动“知识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构建金融资本市场，注重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整体实力，逐渐实现了经济转型。     

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

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使科威特遭受了一场空前劫难。虽然这场战争以多国部队胜利、伊拉克撤军告终,但昔日享有“海湾明珠”美誉的科威特已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科威特是对维系了200多年统治的萨巴赫家族的严峻考验。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尽管战争破坏及其影响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但科威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已全面好转。     

我国对外关系大事记(1991年3月—5月)

亚洲3月10日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升旗仪式并恢复正常工作。科威特王储兼首相、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巴赫于13日接见了中国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表示希望两国友好合怍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3月14日李鹏总理会见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领导人,重申继续支持他们为政治解决柬问题所作的努力。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与莫斯科的博弈

基于对世界金融体系、区域金融布局、本国经济金融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考虑,中俄两国相继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对两国经济、金融、政策、基础设施和人才等多方面的现状比较可以发现,上海相对于莫斯科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优势更加明显。但作为战略目标相近、地理位置相邻的两个大国,在未来两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对于战略空间、金融资源、金融创新和货币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因此,建议在竞争的同时,还要加强政策、资本市场、货币领域的合作,力争实现错位发展。     

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决议一览表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同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的第660号决议,8月6日,安理会通过对伊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的第661号决议,标志着国际制裁的正式启动。此后,联合国安理会就伊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迄今已有63项之多,现简介如下。     

我国对外关系大事记(1992年3月—5月)

亚洲 3月3日-4日杨尚昆主席、万里委员长、钱其琛外长分别会见塞浦路斯众议院议长阿莱克西斯·加拉努斯一行.杨尚昆说,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现在正在申请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 3月4日李鹏总理会见科威特财政大臣纳塞尔·阿卜杜拉·罗丹.李鹏说,中国愿意在科威特重建工作中提供一些力所能及     

留学科威特札记

科威特国土总面积17.818万平方公里，东临波斯湾，海岸线长290公里，与伊朗隔海相望；西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边界线约250公里；北部和西部与伊拉克相邻，有240公里的公共边界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科威特享有“阿拉伯半岛东北……     

90年代以前印度的金融监管

金融犹如现代经济的神经,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金融安全、高效、稳健地运行,构成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金融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将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灾难性破坏。因此在当代,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对金融领域的监督与管理。独立后,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     

中韩金融合作的战略研究

中韩的金融合作是伴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进行的。双方的金融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切实可行性,发展与深化金融合作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双方应当从实际出发,以解决主要问题为主线,有步骤地、协调地开始和扩大不同领域的金融合作,以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双赢局面。     

P2P借贷模式的发展及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理念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现代金融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变革,银行业传统业务正面临着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事物的巨大挑战。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进行各种金融交易,复杂的金融产品风险定价、期限匹配也被大大简化,传统银行各领域业务均受到来自网络金融的冲击。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反思

本次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金融监管不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从金融监管的概念和模式入手,从金融监管角度来透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同时对金融监管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韩国金融账户自由化的经济效应研究

伴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账户自由化成为大势所趋。考察韩国金融账户自由化政策的演变历程以及金融账户的变动情况,可以对其金融账户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及机制进行实证研究。     

Hitler's Shadow: Historical Analogies and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Leaders often turn to history for guidance. Margaret Thatcher and George Bush were no exception when they responded to Iraq's 1990 invasion of Kuwait. Bush and Thatcher used analogies to the 1930s,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Falklands War to frame the crisis,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ir policies. They argued that Saddam Hussein was another Adolf Hitler and were determined not to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 Western response to the Axis in the 1930s or of the Vietnam War. There would be no 1930s-style appeasement of Iraq, and no slow escalation as had occurred in Vietnam. The prompt use of overwhelming force in the Gulf would succeed, Bush and Thatcher believed, just as the use of force had succeeded in the Falklands crisis, and just as such a policy, they believed, would have deterred the Axis in the early 1930s.     

后危机时代越南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越南的金融改革在银行规模和效率、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广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越南的金融改革仍然未摆脱金融抑制,其原因是越南没有建立以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体系。鉴于此,金融危机之后,越南应继续在渐进的改革路径下加强产权保护,加快立法进程和提高法律的执行效力,提高政府效率,以此推动金融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当前的"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也自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巴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东亚各经济体尚不具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同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改变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进行更加长远的路径设计,在区域整体层面和局部层面两个层次上加快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进行顺利的调整,使中国成为能够替代美国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比较顺利地开展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该地区难以出现"一家独大"式的货币合作模式.因此,中日两目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加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东盟其他国家的启示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最发达的金融国家新加坡凭借自身的体制优势,迅速采取措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本文总结借鉴新加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提出对东盟其他国家的启示。     

后金融危机下的区域货币合作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危机过后,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金融风暴再次袭来又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综合各种因素,本文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现实选择。而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充当了区域汇率政策协调的稳定器。只有进一步推进东南亚货币合作进程,才能最为有效地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保证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稳定。     

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趋势与国际协调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金融脆弱性加剧,全球金融空间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体现为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地理的影响、全球金融空间功能性分化、全球金融中心的多极化与生态化。这些变化趋势推动着全球金融空间内主体多元化与功能结构的改变,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全球金融治理效率低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空间被挤压等。为此,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敦促国际社会以新型网络化治理增加国际协调空间,以帕累托改进化解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困境,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与金融开放进程中,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营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生态,以便在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过程中,对本国在空间中的定位与伙伴国的选择进行清晰的预判。     

Superpower and Small-State Mediation in the Qatar Gulf Crisis

ABSTRACT

The Qatar Gulf crisis of 2017 saw a number of mediation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Kuwait.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present two substantially distinct model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superpower medi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mall-state mediation (Kuwait). Comparing the two types of intervention in this crisis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de-escalate tension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Gulf crisis with respect to three variables – timing of mediation, leverage of the mediator (hard power versus legitimacy) and interest of the mediator – it would seem that small-state mediation has been more effective in crisis de-escalation, while superpower mediation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