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公开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分析

村务公开与精准扶贫是我国基层治理的两个方面。在理论层面,村务公开贯穿于基层自治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经济学、政治参与和社会组织的理论视角下,村务公开的核心内涵在于对基层自治的回应和补充;精准扶贫作为制度支撑基础上的具体扶贫方式,其政策设计中包含管理和治理两方面的逻辑。从理论、政策、实践三个维度建构二者的关系,即理论互通、功能互补、实践互动是延长扶贫效应,构建扶贫长效机制的基础。通过对村务公开和精准扶贫的理论性解释,激发基层内生性脱贫,为完善基层治理奠定了基础。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老年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应对路径

老年精准扶贫对于当今我国应对扶贫、脱贫及老龄问题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整体上看,目前的扶贫方式、主体性取向及政策设计与老年精准扶贫的特殊需求存在脱节,使老年精准扶贫面临一定现实困境。积极老龄化政策理念为应对这一困境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包括将老年人扶贫需求的精细识别与分层应对作为老年精准扶贫的策略框架,将促进老年人的主体性参与作为老年精准扶贫的关键路径,同时重构相关制度为老年精准扶贫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精准扶贫中帮扶类别精细化探析

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精准扶贫应突破以往的扶贫旧框架限制,创新精准扶贫思路,实现精准扶贫帮扶内容的全方位精细化,在确保扶贫体系精准的基础上,搭建精细的精准扶贫网,以交通基建、教育投入、科技应用、贫困主体人性化识别标准等为基本点,建构动态互联的精准扶贫机制网络,从而驱动精准扶贫成效升级。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综述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基础,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众多专家、学者十分重视对这一思想的阐释和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理论成果也日益丰富。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研究现状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梳理,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实施路径,以期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推动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工作。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当前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困境与对策分析——以秦巴山片区S市农村扶贫为例

搞好精准扶贫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也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支撑和有效途径。秦巴山片区作为我国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本文以以秦巴山片区特殊困难地区S市农村扶贫调研成果为中心,结合S市五年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各项情况,针对农村扶贫过程中的扶贫对象识别、项目产业选择、资金使用、脱贫成效考核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互联网+"智能识别、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等针对性措施。     

精准扶贫成效的区域比较研究

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举措,已经成为国家今后阶段的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促使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全国国土面积广阔、区域差异较大,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这些因素对全国同步推进精准扶贫带来挑战,也使得全国的精准扶贫成效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结果。文章基于精准扶贫成效的区域比较研究的视角,以东部、中西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区为例,从精准扶贫的内涵切入并分析了差异现状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地区差异前提下的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以求更好推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     

福州市精准扶贫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扶贫成败与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巨大关联.脱贫治贫必须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福州市精准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中央精准扶贫的要求相比,仍还有差距,要以问题为导向,下大力补齐短板,完善战贫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减贫治理能力.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     

精准扶贫视野下分类扶持制度探析

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环节和内在要求,也是有效提高扶贫精准度的重要措施。精准扶贫阶段,扶贫工作面临贫困人口情况不清、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重大挑战。更好地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扶贫的有效性,有必要建立贫困地区分类扶持制度,科学划分贫困人口类型,找准贫困原因,因户制宜制定扶贫措施,为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公共政策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研究

扶贫政策是扶贫思想与脱贫成效之间的桥梁,政策质量直接关系思想的落实和成效的实现。基于公共政策维度,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价等三个视角审视当前我国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扶贫政策的"精准化"是一个在转变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摸索、循环递进的过程。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共同建立在政策制定精准、政策执行精准、政策评价精准的基础上。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民族高师院校教育精准扶贫的模式探究

教育扶贫是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主要路径,民族地区高师院校在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领域具有天然的优势。广西师范学院充分利用自身具有的优势资源,精准扶助贫困大学生成才,实施陪伴式乡村教师精准扶贫式混合培训,精准推进农村扶贫创业工作,形成了"师范教育为贫困地区培养优秀师资""继续教育抓好贫困地区教师培训""职业教育培养农村致富能手"三位一体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上述实践,总结民族地区高师院校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有效策略,可以为民族地区高师院校参与集中连片区的脱贫工作做出有益探索。     

当代乡贤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困境与路径

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一些农村地区率先尝试当代乡贤参与精准扶贫,在提高扶贫精准度、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监督权力运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制度保障不完善、资金监管不到位、权力约束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建立保障和激励制度、构建资金和权力监督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路径,有利于当代乡贤更好地参与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少数民族边境团场精准扶贫问题初探——以新疆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为例

精准扶贫思想不仅是我国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兵团少数民族边境团场实施精准扶贫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关键环节。本文以第六师北塔山牧场为例,阐述了其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兵团少数民族边境团场精准扶贫工作的基本对策。     

精准扶贫中农村贫困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4省(自治区)12县(区)调查数据

探究精准扶贫与农村贫困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的内在关系,对于推进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年广西、甘肃、贵州和福建4省(自治区)的587个贫困户建档立卡资料分析,发现不同省份贫困家庭人口结构的共性特征为户主性别比严重失衡、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贫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担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但不同省份间的贫困人口呈现不同的特征差异。这种差异与不同省份间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贫困文化和制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设计也必须凸显不同省份不同家庭的差异,并进行区别对待。     

精准扶贫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理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精准扶贫提供了价值遵循;强调人人参与,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同时共享发展理念作为社会理想,已经融入到国人的理想信念之中,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精神动力。因此,实施精准扶贫,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     

因病致贫、精准扶贫与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以武汉市L村为例#br#

精准扶贫构成了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揭示主要致贫原因及其背后的体制因素对于我国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因病致贫构成了农民致贫的主要诱因，从而使支出型贫困构成贫困的主体。此种贫困的产生固然与贫困户自身因素有关，但更与农村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农村医疗体制功能履行中“重治疗、轻防治”的倾向、三级服务网络运行中各种问题的存在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因病致贫的发生。而反观当前地方政府主要从增加贫困户收入入手进行精准扶贫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我国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大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在精准预防的基础上切实减少贫困户的看病成本，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当代乡贤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困境与路径

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一些农村地区率先尝试当代乡贤参与精准扶贫,在提高扶贫精准度、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监督权力运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制度保障不完善、资金监管不到位、权力约束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建立保障和激励制度、构建资金和权力监督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路径,有利于当代乡贤更好地参与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现阶段我国行政文化堕距探析

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一般说来,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两者不同步,于是就产生堕距。行政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必然存在堕距问题,表现在行政精神、行政行为、行政道德与制度等方面,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