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权利适合入宪?——从《宪法》第44条谈起

由于宪法本质上是人民为规范政府行为而对政府的立法,宪法权利是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工具,所以宪法权利与性质都体现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人民共同作为主权者的无差别性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普遍性,而普遍性又决定了基本性。另外,人民防御政府侵犯的宪法权利本质决定了宪法权利的消极性、直接性,其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不是官员的权利。只有不违背这些性质,才可能是真实的宪法权利,才应当入宪。     

专利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

专利权滥用是指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常的界限,导致专利权的不正当行使,损害他人正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反垄断法对专利滥用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反垄断法》第55条中,该条款对专利滥用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使专利滥用这一领域管辖权时有冲突。为此制定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反垄断执法指南,从中明确规定专利滥用行为的概念界定,构成要件以及归责原则,同时针对管辖权冲突上,要增强反垄断执法委员会的协调能力,有效的改善管辖权冲突局面,从而更好的发挥反垄断法在专利滥用领域的规制作用。     

反垄断法的一般条款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第4条释义

一般条款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我国《反垄断法》第4条是整个反垄断法的一般条款,指出以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目标,必须制定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同时要完善宏观调控,妥善地处理好竞争政策与宏观调控各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为反垄断法的一般条款,它是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司法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根本指针。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经营者集中”规制制度及其完善——从理念分析的角度

经营者集中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果,我国《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理念是经济民主理念、经济安全理念、经济效益理念,其相关的制度设计也正体现了这三大理念。同时,在这些理念之下,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经济全球化与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全球范围内的限制竞争行为也日趋增多 ,妨碍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国际上尚未达成规范来自企业的国际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统一的竞争规则。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其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加以管制。通过借鉴外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的有益经验和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以及面临的国际形势 ,本文提出中国不宜采用“效果主义”原则而应采用对等原则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作出规定。     

从“非典”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与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 ,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对政府权力运作的基本要求。宪法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监督权 ,这一权利要建立在对国家机关行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否则监督只能是徒有虚名。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知情权”是充分有效发挥人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作用 ,完善政府决策和执法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应多样化 ,设立政府综合网站、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必要之选。要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 ,亟需制定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但如果知识产权人滥用其权利。同样会损害市场竞争,这类行为同样需要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但在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适用反垄断法时,应考虑到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对此类行为应区分对市场竞争的不同影响,而给予宽严不同的对待,以达到知识产权人、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发展。     

略论“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文本之关系

"核心劳工标准"中所确立的权利和原则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要实现"核心劳工标准"必须借助我国宪法中的权利内容.由于"核心劳工标准"效力的层次性,其与我国宪法的关系也是参差对应的.宪法在实现"核心劳工标准"时只有使之权利内涵与效力等级相对应,才能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中实现"核心劳工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全球范围内的限制竞争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阻碍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鉴于国际上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规范企业的国际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权威性竞争规则,导致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其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来有效防止国际垄断以保护本国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反垄断法也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在今后的执法中有效地实现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效力将对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合法权益起到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指出了我国反垄断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法律适用冲突、协调及其权力配置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自然垄断行业中产生《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中的反垄断条款的适用冲突。一般认为,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但各国为维护竞争秩序,却是《反垄断法》逐渐取得优先适用的地位,因此我国亦应灵活处理二者关系,不能僵化地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反垄断法》未解决行业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权力配置上的冲突问题。在比较世界上三种主要的权力配置模式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未来中国权力配置模式的取向。     

美国德克萨斯州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实践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美国联邦普通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在实践中建立了灵活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德克萨斯州在十九世纪末期就有不方便法院原则相类似的实践。在 1990年的CastroAlfaro一案中 ,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在非法致死和人身伤害侵权领域里拒绝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但此后不久 ,德克萨斯州议会就通过立法 ,承认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可以适用于非法致死和人身伤害侵权诉讼领域。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三权分立制衡原则与美国法治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原则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并被创造性地发展,从而成就了美国政府成为被公认的最民主与自由的法治政府。本文重在论述三权分立制衡原则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以及它的精神对于美国法治影响,并探讨其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借鉴作用。     

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分析及启示

早在19世纪,美国政府就有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法律与物质保障、购买方式与内容以及购买流程和监管体系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具有美国特色的购买体系。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是,加强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保障,创新购买模式,扩大购买服务的范围,建立规范的购买程序,完善评估监督机制。     

浅析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商业行为判断的问题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挑战,绝对豁免原则逐渐走向相对豁免原则。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主体,属于国家豁免原则例外的商业行为应如何界定,一直是国际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内容以及美国最新案例法的发展趋势,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知识经济与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现行的各国反垄断法的基础制度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反映 ,其内容已不完全适应今天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综观各国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 ,大多采用或倾向采用结构主义反垄断法 ,本文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出发 ,论述在知识经济时代因企业发展和竞争方式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和竞争方式 ,故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不应再规范企业的市场份额 ,而应以规范由市场份额导致的市场支配力的滥用为主要内容 ,也即在知识经济时代应采用行为主义的反垄断法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符合法理。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而又必要的补充 ,但不能取代税收法定原则 ,二者间的冲突也需要予以协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为纳税人设置了诚信义务 ,更重要的是为作为征税人的政府设置了诚信义务。     

论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各国反垄断立法中均得以确立。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比较完善,且各具特色。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形成根源于垄断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两面性。适用除外制度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对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阐述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理论基础,比较国外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内容,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建议。     

法伯的自然主义现象学

马文.法伯较早在美国引入和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在论评胡塞尔的学说中,吸收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批评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建立自己的自然主义现象学。他的学说具有浓重的科学背景,是一种现象学方法、实用主义经验论和科学唯物论思想的综合,在美国现象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开篇。     

试论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解决

在国际法上解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中间线原则和公平原则,随着中日能源竞争升级,东海划界问题愈显得更加严峻.文章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结合各国的争议解决实践,对如何公平解决中日东海划界争端提出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