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

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柔性治理结构,在政府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北京市X镇T村房屋拆迁为范本研究发现,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更容易赢得农民的理解与配合,能够较好地发挥化解矛盾、推进工作实施的作用,这为研究农村房屋拆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     

非正式制度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农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本土资源,而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与国家正式制度并行的关系中,农村非正式制度影响着农村法治资源的绩效,并产生了二元的制度结构、加强了农村天然的社会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法律意识增强,这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引导协调,使之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积极促进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转型期村落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形成互动: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干涉正式权力。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文化因素,制度及其运行需要包含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文化这一内在支撑。文化与一定社会和民族血脉相连,对正式制度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国人伦文化体系向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体系转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界面协商关系的构筑及其实现——民主决策的视角

界面协商是相对于正式协商和非正式协商的一种协商形态,强调正式的建制化协商机构与社会公共领域公众舆论力量间直接的互动与相互的渗透.界面协商关系的构筑需要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和公众的协商品格,界面协商关系的实现需要创设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以协商民主的观点来审视听证会、论证会、咨询会、座谈会等会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时,这些制度在保持公众意见与正式的政策决定之间的连续性方面可以发挥更好的民主决策的功能.     

社会管理创新:非正式制度视角思考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则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转型期村落权力结构分化的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 :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 ,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 ,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 ,干涉正式权力。     

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

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社会.当前中国南于面临着国家建构和民主建构的双重任务,正式规则的建设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很多利益与诉求以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形式向体制寻求表达.本文在对非正式约束的内涌和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区分了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匿名性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对机式政策参与四种政策参与类型,并且认为中国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发展方向应从提升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化水平和程度、划定公民理性参与范围,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运用三个方面建构生产性制度,实现非正式约束与现行制度的耦合.     

非正式社会规则的双重功能与区域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总是嵌入于区域综合资源禀赋结构之中,区域非正式社会规则影响甚至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及制度实施.在区域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社会规则对区域产权制度安排具有双重功能:第一重功能体现为制度变迁启动者合法性确认;第二重功能体现为市场机会的获取.当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互整合,目标函数趋于一致,则可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和实现制度绩效.     

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

当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客观上为农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基层正式组织的弱化则使得很多农民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和满足精神需求。对当前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进行认真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发展,从而整合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试论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环境可区分为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即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它们对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同时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贫困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本研究以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了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本研究认为，长城实质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权影响和调整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行的有目的隔离与有计划开放的制度体系，包含规则内的正式制度以及规则外的能够提高个体收益的非正式制度。伴随边疆内陆化，明长城军事功能不断下降，政治秩序得到强化，经济管理不断正规化，非正式制度逐渐消亡，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暴露出资源禀赋较匮乏的本相，最终表现出近现代该区域的整体性贫困。通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搬迁、集体组织发展、对口支援与行业扶贫等已有的治理实践，本研究得出未来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