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问题

应以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执政理念认同为前提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宗教信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历史文化认同需要破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政治体制认同必须明确在民主、国家形式以及社会与法的相容性等问题上的原则,执政理念认同的难点在于执政党如何有效回应当今社会的多元政治观,实现人们对于政治的回归,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既是新社会空间的构建过程,又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政策逻辑研究

国家认同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应将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作为重要使命。在边疆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基本治理工具,建构着国家认同的利益、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团结基础。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审视边疆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存在着政策模式中稳定与发展关系失衡、族际主义政策取向、政策执行力不足、政策冲突、政策创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新时代边疆治理应不断优化政策,促进国家认同的持续、稳固建构。     

身份的启蒙:民族——国家与认同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治理问题上,多民族国家维护和追求统一常常通过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来实现;而多民族国家要在这种统一中维持国家安定与社会和谐则需要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认真对待.如果说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概念上的分离是认识民族认同独特性的必要,那么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在事实上的同一为加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以国家治理为视角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个聚焦争议又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主体的多重统一性、内容的多维一体性、过程的动态复杂性特征。从国家治理视角而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面临民族治理矛盾、全球治理挑战、文化治理冲突、制度治理困境等危机。因此,应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通过培育多民族国家治理主体、建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多民族国家的软治理,以革新国家认同体系,重构国家认同内容,凝聚国家认同力量,完善国家认同制度。     

新时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之维

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现代国家政治与社会不断互动、演化的复合产物。边疆地区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回归到边疆地区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的转型、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塑造了边疆社会政治生活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超拔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抽象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融入边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恋。党和国家要积极寻求将国家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根植于边疆社会个体生活的国家信仰与价值诉求、推动边疆社会振兴发展以增进个体对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信。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明清时期经营治理西北边疆思想简析

明清时，西北边疆地区较前代皆有相当的发展。这既是各族人民世代辛劳的成果，也同明清两朝的治理和经营开发不无关系，尤以设立军政、兴办屯田、移民实边、扶持农业、开通道路等举措对边疆地区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最具有积极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族际政治文明中的他者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变革

冷战后世界各地出现不少民族宗教冲突。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严重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稳定。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各个民族以及政府也在努力寻求一种各族共存合一之路,通过反思传统的族际关系模式,不断调整治理模式,一种协商治理、包容吸纳、倾中执政、集分平衡、包容性发展、民族镶嵌新的族际政治文明开始建立起来,使其成为不少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新亮点。     

“德性”抑或“意识形态”——国家治理视域下柏拉图与孔子节制思想之比较

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范畴,节制包含“节情”和“节欲”两个方面.但在柏拉图和孔子的国家治理思想中,节制却衍生成为影响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意识形态.本文尝试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野中审视与比较二者的节制思想,努力开显二者思想的相似之处及根本区别,进而明晰节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构成了这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中,加强和改进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两者相互联系,特别是后者对族际政治整合具有优先地位.本论文以后发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现代化发展对后发国家带来的影响,及其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内容以及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

主流意识形态只有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动态的调适性变迁,才能保持自身的发展性、先进性、科学性。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来看,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全球价值的多元性以及社会组织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与行事规则的非正式性都给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带来了诸多挑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下,从构建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培育价值包容型意识形态、探索利益融合型意识形态等三个重要方面积极稳妥地进行。     

内聚外合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已经告别了以往的单独凭借军事实力和国内的强制性同化时代,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在这种安全观中,国家通过建立一种更为开放的国家凝聚力和国家间的合作而实现国家安全。在这种国家安全中,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了新的发展,处在了一种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新的国家安全观将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新的发展。     

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

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基于民族群体权利承认而实施的民族治理方略,这一方略源于多民族国家对原本以同化为主要治理范式的反思。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民族整合主张摈弃民族同化,同时又反对民族分裂,旨在维护族类群体的自主性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格局,民族整合是唯一主权屋顶下各民族共存的族际关系结构设计,具体涉及族际政治关系结构、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结构两个层面;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民族整合包括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等形式。民族整合是一种有机的共同体整合,它以维护多民国家的统一为价值诉求,在承认族类群体集体权利的同时,也为各民族成员自主实现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和路径。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执政党现代化建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庞大而复杂的艰巨任务。执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应该而且必须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率先推进自身的进一步现代化,才有资格、有能力推动和保证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适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努力加快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建设,坚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实现指导思想现代化;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实现组织结构现代化;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实现执政方式现代化;加快党的建设改革创新,实现队伍素质现代化。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