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

面对日渐高涨的上访潮,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上访人的权利和接访人的职责。从调研来看,相关制度建设并没有给基层政府提供有效的治理措施,基层政府也未能摸索出合法的治理措施,而是陷入非法运作的边缘。当前的信访困局在于信访渠道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淤塞,面对成千上万的上访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对上访者的问题进行性质区分。分类治理可能是疏通信访渠道的有效途径。根据这一思路,目前的上访可以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商谈型上访三大类及若干具体小类。若能建立正确的分类原则,找到合理的治理方法,并建立必要的配套措施,信访渠道完全可以疏通,成为社会利益重要的表达渠道和商谈空间,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信访制度因此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当前农村群众集体上访的成因及对策

当前农村集体上访数量增多,原因是农民选择上访的心理因素、现行信访制度有悖政治发展的推进、对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及民主法制建设的缺失和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管理失控,回避矛盾等,采取建立农村群众集体上访的预警机制、搞好基层班子建设,完善基层民主法制、改革信访制度,严格执行群众上访程序等手段可以减少上访,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零上访”凯能当政绩？

近年来，信访作为上级领导机构对下级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备受重视。“零上访”也被作为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级媒体上广为介绍和宣传，由此，追求零上访就成为部分领导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政治挫折感：上访老户的心理特征

理解上访老户的持续上访行为,应该重点把握其心理特征。政治挫折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情绪,它主导着上访者的政治行为,是上访经历的伴生物,是上访失败的后果,又是继续上访的精神支柱。政治挫折感是行动与结构的产物,在上访者同体制互动和博弈过程中生成。     

当前基层非正常上访问题探析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形式日益显现。而基层作为信访矛盾的多发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基层非正常上访问题不断突显,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基层非正常上访的原因和对策进行深入思考,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越级上访:特点、成因及其治理

越级上访作为上访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直是我国信访工作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当前,我国越级上访问题比较突出,数量比较大,影响比较广.越级上访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快速转型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公民和社会的利益诉求与现有信访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治理越级上访,应实现现有信访制度对民众利益更大的包客性和平衡性.     

试论无序上访问题解决机制——以内蒙古为例

当前无序上访问题大量涌现。以政治生活系统分析理论为基础理论分析信访系统运行机制,结合内蒙古无序上访问题探寻问题根源,提出"领导统一—各机构协调—社会参与"的无序上访问题解决机制。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当前，上访人员尤其是个别上访老户的内心不同程度地存在焦虑感、挫败感、不公正感等负面情绪，导致这些“心理问题”现象出现和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变迁加剧与人们心理适应性减弱等原因。对这些上访，各单位做了不少工作，效果仍不太明显。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今的稳定工作，政策说教的韧力和耐力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的稳定工作的需要，而破解这一“钝化”和“乏力”现象的良方就是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

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青天·村霸·能人:农民上访与抗争中的三个关键词

现有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的上访和抗争事件。本文以郭村调查中的三起个案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中的德性诉求,发现农民无论把村政腐败归咎于个别村干部还是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以及在抗争中对矿霸的控诉,在村政治理上对能人的期待,都共同体现了一种德性正义的诉求目标,进而遮蔽了农民对村政腐败体制性的认识。这就为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的集体行动建立了一种新的德性论的解释模式,同时为重新认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妥善解决无理上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无理上访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和不断蔓延,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思想意识的原因、政治法律制度的原因和和领导方式的原因。要积极、稳妥的解决好无理上访的问题,不能指望单纯通过法律的、强制的方式解决。也不能仅仅强调以理服人,在不断的妥协退让中消化问题。而要通过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制度层面的全方位建设,消除种种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破除接访“灰色产业链”的关键

责刊今年第47期刊登了《接访灰色产业链追踪》一文,反映了一些市、县驻京接访人员管理和工作疏松、粗暴,违规雇佣社会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导致访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移民区群众上访的社会学研究——基于对C镇的调查

群众上访一直是基层政府所遇到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运用社会学的视角,从C镇的经济基础、群众的社会心理、群众的社会依赖以及村庄精英博弈的角度来分析C镇上访问题严重的成因,并结合当地政府的工作经验,相应提出了对策建议。     

失独父母上访行为的类型及其现实困境

近年来,随着我国失独家庭的不断增多,受生存本能的驱动,失独父母上访的案例也不断增多,但是大多数上访均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此,以田野调查为支撑,以社会行动理论为视角探讨其上访行为的类型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     

心理咨询工作有助于受家暴妇女的接访

妇女上访接待工作是妇联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维护和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在上访妇女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受过家庭暴力到妇联求助的,她们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患上心理疾病,渴望得到妇联部门的救助。作为妇女的娘家人,妇联干部应具备心理咨询专业知识,在更深层面关注受家暴妇女心理健康,就会有更多的受伤妇女受益。     

“不受理越级上访”政策的影响分析

基于改善信访工作、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2014年4月国家信访局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各级信访部门不再受理越级上访。这一政策的出台必然有助于引导群众的正确上访行为,有助于提高信访部门的工作效能,更好地维护群众的信访权益。然而,受现实条件制约和行为惯性使然,这个政策也可能会在短期内引发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鉴于此,建议政府从动员社会力量、发挥领导带头作用、提高信访法律层级和合理下放权力四个方面切入,进一步推进这项政策贯彻执行。     

涉诉上访的博弈与平衡

诉讼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种战斗中,各种社会资源处于劣势的一方,基于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权衡,往往选择上访的方式作为自己与对方抗衡的武器,以期借此获得力量对比的平衡。从表层看,涉诉上访是弱势者用以抗衡强势者的武器,而从深层看,涉诉上访是司法信任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结果。     

化解社会矛盾需实现四个转变

201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刊文说，化解社会矛盾是当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首要任务。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是各级基层政府的政治责任。群众上访，主要是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被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重视。由此，稳控不应该放在“盯人”上，而是要放在“盯事”上。只有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信访治本

今年信访工作成效显著,但面对明显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中央要求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有关主管部门最新信息显示,今年一段时期,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数量也大幅减少。特别在北京地区,进京上访人次、集体进京上访人次和非正常上访人次同比都有大幅下降。中央对今年信访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同时指出,由于受国际国内各种复     

压制上访的官场“潜规则”可以休矣

河南省唐河县张清寨村5名群众因上访被判刑一事,凸显了某些基层政府对待群众上访的“傲慢与偏见”,而诱发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或许就是在官场颇为盛行的一种“潜规则”;“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就是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少数基层政府干出了诸如散布“越级上访就是违法”之类标语口号,乃至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和制裁上访群众等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