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制的关系问题有了一些研究,但对法科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法学所作的贡献,则还未系统涉及。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近代法科留学活动的展开,法科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因法科留学活动而带给中国近代法学以若干特点与传统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本文通过对清末与民国时期我国国际法文献的系统梳理,对该时期国际法研究领域中若干代表作品的评述,以及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科诞生与成长过程中之基本特征的分析,阐述了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缩影,国际法学科的成长与进步既是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学术界的自强不息紧密相关.     

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法学的影响

清末是中国法学教育的近代化时期,是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步步突破传统模式,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方法来培育法律人才的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这种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幼稚和急功近利一定程度地使得仓促敷应的近代法学因缺乏适当的学术积淀而不免“质低量微”,但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断推动着近代法学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逐步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国近代法学 ,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 (律学 )之基础上诞生的 ,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对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其载体 ,传播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争论 ,传播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并就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若干规律作了分析     

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法学批判

中国在转型期经历了种种法律变革,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人们的无所适从也十分明显.本文以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为基点,论述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中国化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近代法学期刊:司法改革的“推手”

近代法学期刊最主要的宏旨之一就是关注司法改革,倡导司法改革,反映司法改革成果,进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描绘司法改革图景的平台,预测司法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司法主权的捍卫者,重大司法问题的诊治者,堪称司法改革的"推手"。从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每一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发轫,都离不开法学期刊的宣传和鼓吹。法学期刊从学理到实践,对司法改革问题及时加以讨论,对厘清改革思路、探明改革方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其保存下来的大量近代司法改革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法律近代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值得深入挖掘利用。     

法学中西之间:西方法学在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贡献和定位

1978年以来,西方法律思想重新进入中国,传播日广,对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学之学科体系、理论范畴、观念体系乃至学术流派等方面的形成和建构。当然,也应明确西方法律思想之贡献的性质,清晰定位其能与不能,处理好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恰当利用西方法律思想的关系。     

传教士参与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研究,过去学术界多从布道、教育、医疗、慈善来剖析传教士们的活动,而对于其在西学传播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新闻出版活动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试从分析传教士们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动机出发,并进一步阐释其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法治中国的法律实践正在发生向＂司法中国＂法律实践的转向,＂司法中国＂这一时代主题预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个案,但以集中关注＂司法中国＂主题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律学的研究上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到来的历史境况下,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需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种反思,也需要对未来可能的＂缺席＂因素作一种前瞻。当然,这种反思和前瞻也期待着各种可能的＂质疑＂。     

风雨百年路沧桑--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法学自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至今已整整经过了百年,其间几多收获,几多遗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思维的局限性,中国法学从诞生之初便走上了一条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这样,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法学实际上是在学习与移植外国法律和法学的轨迹上递嬗至今的。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后趋性、无根性、脆弱性及与社会现实、民俗国情乃至文化传统的脱节性。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能真正得其法而获根治。     

迈向法治新世纪 展望法学大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法治的世纪 ,也必将是一个法学大发展的世纪 ;参加本篇笔谈的 2 0余位学者 ,从各自不同的法学学科领域 ,以多方位的研究视角 ,展望了新世纪法治的未来走向和法学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中国法制建设和中国法学研究正面临的许多新课题。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改革,其方向是分别开设两门课程;在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高年级开设《法理学》。前者介绍法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后者阐述法的一般原理,包括法治国家的一般理论。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从法文化视角看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影响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泽被东西。中华法系的形成首先依赖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封建法典儒家化的完成都是在唐代。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乃是礼法结合,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上,重视道德的作用,终极目的乃是致力于建立“无讼”的和谐社会。所以中华法系的精神和法律文化值得现代世界各国探究和借鉴。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