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报应目的之辨证

刑罚目的应当包括报应。刑罚报应目的是刑罚属性的内在要求,是刑法基本原则的题中之义,是刑罚正义的必然体现,对刑罚预防目的具有补充与制约作用。刑罚报应目的的否定论者所提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刑罚目的的演进与形成探析

刑罚的目的是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1997年修订刑法时没有把刑罚的目的写入新刑法之中,不能不与我国理论界对刑罚目的认识的混乱状况有关。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是时代韵需要,它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刑罚目的的演进过程 纵观中西方关于刑罚目的之学说,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报应,二是预防。这两种观点虽然长期犬牙交错,相互争论,但呈显出一个由报应到预防的基本发展趋势,在古代刑罚     

刑事损害赔偿与刑罚观念的重塑

刑法上的损害赔偿随着从惩罚到回复的刑罚观念重塑而复活。随着被害人学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以及被害人在刑事政策中地位的提升,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得到了刑事司法充分的重视。刑事损害赔偿是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修复功能和桥梁功能,能够实现刑事制裁法律关系主体的再平衡、刑事制裁和民事制裁理念的再平衡,以及刑罚和非刑罚制裁方式的再平衡,有助于法和平秩序的回复。刑事损害赔偿在未来我国的刑事制裁结构调整中,宜定位为一种独立的非刑罚制裁手段,发挥刑罚替代功能。     

假释制度的刑罚目的论解释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决定着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国家刑罚制度的具体设计。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的设计与存在当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与影响。现代刑法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把刑罚目的理论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学说中,刑罚目的综合理论是合理的。正义性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假释制度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蕴含着对刑罚正义的要求,完全具有正义性的根据。假释确切地表征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是实现特殊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假释的适用既要受到一般预防目的的制约,也有利于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理性回应

影响刑罚制度建构中的国情因素主要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法治传统的缺失、民众朴素报应观与现代刑罚目的之冲突等,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回应和吸纳应以积极因素为限,止于消极因素,立足于刑罚目的,发挥刑罚功能,通过刑罚的合理配置和运用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和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我国刑罚制度的当代使命。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刑罚效力是一个属于刑法学意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刑法学界集中于刑罚报应和预防本质价值的刑法学论证,逐渐的由对立走向了统一。刑罚效力的犯罪学正效应包括刑罚效力的惩罚性、威吓性和教育改造性;刑罚效力由于刑法的阶段本质、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同样存在着负效应。应从刑法制定的充分民主、刑罚制度合理性以及执法的程序性等方面来避免刑罚效力负效应。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探讨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问题是前科制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前科制度的 理论根据是报应根据和功利目标的内在统一。报应是前科制度的正义性根据,功 利是前科制度的目的性根据。前科制度的刑罚价值并非补偿前次犯罪之刑罚在量 上的欠缺和不足,追求刑罚的特殊预防效应,而是用以消除再次犯罪人的人身危 险性,追求刑罚的特殊预防效应和一般预防效应的手段。     

重新审视影响死刑废止进程之被害人因素

死刑研讨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关于被害人在推动死刑废止进程中的作用学界却甚少涉猎。本文从刑罚理论角度出发论证并反思被害人在刑罚理论中的缺失，进而提倡建构被害人补偿制度从而为废止死刑的进程奠定民意基础，最后探讨被害人保护措施以推动死刑废止进程。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

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对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以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为出发点改革我国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实体规范上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刑法中确立损害赔偿和量刑、缓刑、减刑、假释相结合的制度；程序规范方面，取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当前对刑罚目的的认识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预防犯罪,明确将报应作为刑罚目的的甚为少见。实际上,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人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二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止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利“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刑罚报应论的哲理反思

刑罚的报应理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以及其前提假设的不足。然而这些观点存在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论边沁犯罪补偿理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

贯穿边沁著作始终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其立法理论中提出的犯罪补偿理论对当今社会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归根结底体现在作为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难以通过此制度得到有效救济和恢复,许多被害人受犯罪侵害后终身处于贫困境地,身心极度痛苦,而我国又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因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边沁的理论,建立起补偿内容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犯罪补偿机制,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在报应与功利之间:刑罚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益

在刑罚学的视野中 ,公平与效益的关系集中地体现为报应与功利的关系。报应与功利密切关联 ,统一地构成刑罚合理性的整体。刑罚公正与刑罚效益的平衡 ,公正与功利关系的处理应遵循以下三条定律 :调和兼顾律 ,报应限制功利律 ,有利让步律。     

论人身危险性量刑情节的裁量

人身危险性是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根据报应限制功利的原则和报应让步功利的原则,法官在量刑时可以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被告人从轻处罚,但不能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被告人在其犯罪严重程度所对应刑罚的基础上加重处罚。     

从冲动到理性——刑罚目的三次大修正考察

刑罚目的的最初追求是单纯的报应，即以惩罚犯罪人为唯一目的，以后相继经过三次重大修正：第一次是从绝对报应到一般预防，第二次是从一般预防到个别预防，第三次是从个别预防到惩罚与预防兼顾，并以矫正为最终目的。     

论现代保安处分制度的社会根源和法理基础

作为一项预防犯罪、保安社会的刑事政策和制度 ,保安处分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理论基础在于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本位观念的形成、现代性社会问题的涌现、犯罪现象的突出、报应刑思想的没落和社会防卫论的兴起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我国应当在探讨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制度发展史、理论依据和功能价值等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规范论视野中的刑罚合法性——读帕夫利克教授的报应主义

在Pawlik教授看来,刑法中真正的不法是指公民违反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刑罚正是通过确证享有自由与履行忠诚义务之间关联性,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报应.这对国内刑法学的最大的启发,不是要在犯罪论上以“公民的不法”来缩减不法与罪责的区分,而是要在刑罚论上强调报应主义的取向,因为预防犯罪是刑罚执行或刑罚实现后的效果,并且不确定、不可证,它不是施加刑罚时所能决定的,也就不能作为刑罚的合法性根据.     

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目前,很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而我国尽管超常规地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因而,除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绝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被害人补偿作出明确规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被害人的生活困境,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