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永远只有一个

恩格斯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按照法律规定，作为长子的恩格斯应该得到一笔遗产，但恩格斯的弟弟却蛮横地让他放弃继承权。这时，他们的母亲正患重病。为了不使母亲因兄弟间的财产纠纷而病情加重，恩格斯毅然决定放弃继承权。后来，母亲康复了，恩格斯才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每当说起恩格斯放弃财产的事，母亲就十分内疚，亲朋好友也纷纷为他惋惜，他却说：“我不能让母亲因家里的纠纷而悲伤，没有什么事比让我母亲安度晚年更重要。我以后还有机会有很多财产，但是母亲永远只有一个。”     

母亲

一天下午，母亲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是找我有事。母亲退休在家，和父亲一起帮我照看儿子，只是他们的身体都不好，另外还想着写书。我每次回家，他们都念叨着又有出版社约他们写丛书中的某一本。其实我见了解他们的心情的，当写字成了一种习惯，稿费反而变成了其次，所以我把儿子送到乡下，由孩子的姥姥看护一段时间。不料，只有短短几天，母亲在电话里便问我，孩子什么时候回采，问得我心里酸酸的。那天下午母亲到我的办公室，我正感冒，病得很重，但因为有工作又不能休息。外面一个同事喊我，说请人找。拉开门，见母亲站得远远的，走廊里黑…     

母亲的心

迷恋音乐,却又惧怕与别人谈论音乐,有时听到别人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侃,说得头头是道,而我面对自己所喜欢的乐曲,却从不妄加评判,真怕用词不当或说得不恰,而亵渎了这至真至美的旋律。听着音乐,想起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被挤断。眼看着就要到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     

抗日女英雄朱华亭

<正>在聊城革命烈士纪念堂13597名烈士英名录中,有一位名叫朱华亭的女烈士。日前,笔者电话采访到了烈士远在美国加州的儿子陶友松,更加深刻了解了这位女烈士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烧掉"旧思想,投身革命入了党"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伟大的,第一步就是挣脱封建枷锁,敢公开烧掉裹脚布和剪下辫子。"陶友松说,母亲朱华亭1906年2月4日出生在阳谷县安乐镇的一个殷实人家,姥爷读过些书,因而也送母亲进学堂读书。受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     

永远的思念——追忆我的母亲缪敏

<正>我的母亲缪敏于1977年7月9日逝世,离开我们已整整40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难以忘怀。60年前,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与寡母艰难度日的年轻人,被国家公安部组织的调查组找到,由生母确认是方志敏烈士在战争年代丢失的小儿子方兰。我,就是那个60年前的年轻人,从此结束了游子的生活,幸福地与自己的生母团聚     

我记忆中的刘胡兰母亲胡文秀

我和烈士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认识交往几十年了.她善良而又坚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文秀于1986年病逝,但我常常不由得回忆往事,一幕一幕历历如在目前.     

父亲廖承志与母亲经普椿的挚爱一生

1997年9月,我80岁的老母亲去世了。 作为经常的陪伴者,我本应最为悲伤,可令人费解的是,我却十分平静。这是因为,我把母亲的离去,视为她与在天之灵的父亲在离别16年后的重新相聚。 聚少离多,本是父母亲几十年来婚姻生活的概况。那么,如今他们终于可以日夜相伴、朝夕共处了。正像父亲在一首纪念他们结婚30周年的诗中所写: 每逢此日分离惯, 且望他年聚首多。 我想,这一定是我对母亲的远离不那么悲痛欲绝的最大原因。 父亲母亲是1933年相识的。那年父亲在上海英租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陈珉

我的母亲陈珉,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自1937年3月参加革命,经历了祖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无私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她一生坎坷,严谨正直;坚持真理,忠贞不渝;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恩格斯的母亲

恩格斯曾这样谈过自己的母亲：“好有四十一年是幸福的，后来孀居。要知道，妇女爱自己的丈夫，超过我母亲爱我父亲的并不多。可是她毕竟在自己的子女中找到了慰藉，在我们这些儿孙中间又度过了十四年，这至少不能说是不幸福的。”恩格斯的母亲爱利莎不是戏剧中描绘的超凡的“圣母”，而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母亲。像其他亿万母亲一样，她以自己的母爱方式，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下一代身上，把自己的幸福同儿女的成长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母亲的温暖爱利莎于１７９７年生于德国哈姆，１８１９年结婚，共生育８个子女，革命导师恩格斯是他的长子。爱利…     

坚守信仰的高地

信仰铸造坚定如山的绝对忠诚。陈觉、赵云霄烈士是一对革命夫妇。他们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始终坚贞不屈、矢志不渝。就义前,赵云霄给孩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启明,我的小宝贝!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23岁死的,你的父母是为革命牺牲的,是为了信仰和追求革命真理而死的!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     

母亲的叮嘱

<正>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我再次捧读那些泛黄的信笺,不禁泪如雨下。我感念母亲,是她给我生命,给我信仰。母亲没有读过书,但是懂得道理。她能够砸锅卖铁供我读书,给我讲"沂蒙六姐妹"的故事,还经常教育我要懂得感恩。母亲不是党员,但是她信党爱党。2002年,我在读大学期间加入党组织。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后来,弟弟告诉我说,那封信,母亲缠着他念了10多遍,还一个劲地嘱咐     

处理涉老纠纷有法亦有情

<正>与子女签订《分别赡养协议》差点老无所依郭大爷养有三儿一女。到了应该尽享天伦的年纪,郭大爷却把三个儿子告上了法庭。原来,1995年郭大爷老两口与三个儿子签订了《分别赡养协议》,约定大儿子负责赡养母亲,其余两个儿子负责赡养父亲。因为当时女儿已出嫁,分家时没有将财产分给女儿,所以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女儿应该承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母亲去世后,大儿子便对父亲的拮据生活不闻     

母亲的一本书

早年母亲去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唯一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伴随我有半个世纪了。母亲的高贵品格,是我的精神食粮,看到这本书,如同看到了母亲。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是母亲的精神在激励我,使我永往直前,使我看到光明,使我奋斗到今天。这是一本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局出版的由董纯才老先生主编的教育课本《常识》,书中的内容是针对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革命者进行政治、社会、战时科学、人类进化、医学常识教育的通俗课本。     

母亲给我的家教

今年农历三月初六是清明节,正是我母亲的百年生日。母亲享年80岁,这些天来,我格外怀念母亲。1952年初冬时节,我出生在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岁多父亲就病逝了。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的家教是不可替代、万般珍贵的。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都长我10多岁,我记事时,哥哥、姐姐都长大成家了。这就使母亲对我特别地疼爱、呵护,走到哪把我带到哪。     

毁家纾难的母与子

正1950年的春天,在刚解放不久的重庆,新中国政府的一个工作组奉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之命,勿勿赶赴几十公里之外的江北县,将一份烈士荣誉证书和一张2000两黄金的银行支票,郑重地交给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但这位女性只接受了那份烈士荣誉证书,却将银行支票当场退还,并说出了一段"三个应该不应该"的名言。这位女性就是红岩烈士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后人评价: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     

照料母亲是我的责任

<正>94岁高龄,眼不花可以读报,耳不聋可以听声,腿不麻可以柱着拐杖走路,一辈子没住过院、打过针,要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事实。这位老人叫李冬梅,是十三师红星二场四连退休职工甄玉慈的母亲。1989年,李冬梅从陕西宝鸡来到红星二场养老后,一直由儿子赡养。现在,儿子也有71岁了,但照料母亲的事,他毫不含糊。关于这一点,甄玉慈说,他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世,所以更懂得母亲的辛苦。     

想念母亲

母亲是农民的女儿,是农民。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很靓,是全村出了名的“黑牡丹”。 我们的房子就建在黄河滩上,走出家门不远便是翻涌的河水和河水中漂摆的帆船。 我是被涛声和舢板摇大了的农民的儿子。     

陪伴母亲慢慢变老

<正>在省城工作多年的我,这些年来一种情愫逾来逾浓烈,就是总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博尔塔拉大草原,去看看我老家的模样,去看望年迈的母亲。每当唱起《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首歌时,没等唱完已是泪流满面。母亲退休后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缩小了,母亲的情感世界越来越单调了。她把儿女们一个个送出家门,如同放飞了心爱的鸽子,又像撒出展翅高飞的雄鹰,让他们去追寻理想、实现梦     

不肖子打母亲耳光

儿子在石家庄打工一年多不回家，中秋节快到了，母亲思子心切，从云南乘火车坐汽车奔波3000公里，来石家庄看儿子。儿子却因母亲来之前不事先打声招呼，自己还须请假，不能正常出工而迁怒于母亲，当场要求母亲立即返回云南老家，几句争吵之后，儿子竟然挥手打了母亲一个耳光。长啸点评：如此逆子，养之何用？     

夏明翰有一个好母亲——巾帼英雄陈云凤的传奇人生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革命烈士夏明翰的这首无产阶级正气歌,久久地响彻神州大地,教育与影响了几代人。世纪伟人毛泽东十分钦佩烈士这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并高度赞扬“夏明翰有一个好母亲”。夏明翰的成长,浸透着他母亲的满腔心血。正是她———夏母陈云凤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把子女一个个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她有4个子女———夏明翰、夏明衡、夏明震和夏明霹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