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逻辑起点、实质内容和价值旨归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直接关系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把握,关系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作深入研究。马克思深刻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及其颠倒逻辑,由此驳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点,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集中在对其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上,揭示出所谓的人权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权,并非普遍的人的人权,而是抽象人权;指出市民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原则是导致金钱崇拜的关键,因此金钱崇拜是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对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实质内容。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即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都是朝向人的解放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也的确为他探寻人类解放之路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早期关于“主体”问题的三重视域转换——理念主体·世俗主体·无产阶级

“主体”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理论课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青年马克思“主体”思想变革的起点。借助于主谓颠倒法，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的神秘性质，将主体的内容从抽象的理念置换成了经验性的存在，即完成了从“地上的神”到“现实的人”的主体转换。《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从之前的封建国家批判推进到了资产阶级国家批判，进而深化了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在与鲍威尔的论战中，马克思借助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将宗教层面的主体（“犹太人”）还原为世俗层面的主体（“利己的人”），并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理论逻辑。人的解放理论则为新主体的生成开辟了理论空间，并最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作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把握马克思早期关于“主体”问题的视域转换及其演进逻辑，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体观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及其内生性探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问题尤其针对起源内生性机制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环节,但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薄弱之处。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区别于外部理论来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起源的内生性机制,即青年马克思在直接接触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前对各种蕴含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资源的思考和探究。进而,这些思考和探究构成了马克思后来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理论准备。起源的内生性包括理论和历史的双重维度:理论维度是指马克思对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中介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历史维度是指马克思对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史的探究。通过“史论结合”的内生性探索,马克思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重性分裂以及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为系统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夯实了思想基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是治理理论应予倚重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国家权能的重要作用,也提出通过建立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的新型民主制来实现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双重扬弃。这就启示人们:一方面,当代治理理论要走出以市民社会为根本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另一方面,要认清西方治理话语因受制于资本主义结构而存在的阐释局限;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     

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生成逻辑

1843～1844年间是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初步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革命观,实现了政治革命观向社会革命观的初步转变.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其社会革命观生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明确了市民社会在社会批判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对“政治革命”限度的揭示是其社会革命观生成的中介,阐明了政治解放只是形式的解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论析了超越政治解放的历史主体、主体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革命道路,并通过辨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整体上对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做了进一步论证,标志着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初步确立.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及劳动概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论“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与马克思

"道德政治"发端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对霍布斯与洛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建构。卢梭首先注意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可能造成的人与政治社会的非道德倾向,从而在对人性的重新阐释中构建其"道德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政治"的可能性。卢梭与马克思刚好构成了"道德政治"谱系的开端与结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同样也应被视为对"道德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升华。     

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现实批判本性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超越了以资本为基础并以"分配正义"或"持有正义"为主题的现当代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以"瓦解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为旨趣的革命理论。它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寻找扬弃市民社会而使之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真实道路。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目标,而现实批判性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品质。